唐帝国怛罗斯战役之败与中国文明的传播
怛罗斯战役
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宝十年)怛(音da，二声)罗斯战役暴发，这场战争大致地点在现在的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
怛罗斯战役的起因是西域藩国石国“无番臣礼”，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征讨，石国请求投降，高仙芝允诺和好;但是不久高仙芝即违背承诺，攻占并血洗石国城池，捋走男丁，格杀老人、妇女和儿童，搜取财物，而且俘虏石国国王并献于阙下斩首。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遂向大食(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中国史书称之为“黑衣大食”)求救。有消息说大食援军计划袭击唐朝西域四镇，高仙芝的反应是采取先发制人之策，主动进攻大食。鉴于当时唐帝国在西域的影响，有许多葛逻禄及拔汗那国的军卒参加大唐军队。组成的大唐联军有三万多人，其中唐兵占2/3。高仙芝率领唐联军长途奔袭，深入七百余里，最后在怛罗斯与大食军队遭遇。于是，一场历史上著名的战役——怛罗斯战役打响了。
在怛罗斯战役中双方相互撕杀，战斗持续五日。其间大唐联军的葛逻禄部见形势不妙反水倒向大食，高仙芝受到大食与葛逻禄部夹击，无力支撑而溃败不成军。副将李嗣业和别将段秀实收拢散兵游勇向安西逃遁，途中恰逢大唐联军中的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结果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李嗣业惟恐大食追兵将及，挥舞大棒毙杀百余名同属大唐联军的拔汗那军士，才得以率先通过。此前李嗣业还曾劝高仙芝弃兵逃跑，被段秀实斥责为“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最后高仙芝等遂引残兵逃至安西。此役以大食军完胜奔袭问罪的大唐联军为结局，唐三万余士卒近乎全没，只有少数逃脱。
对于唐军失败的原因史书上说的很粗略，不过唐帝国遭受怛罗斯战役之辱，唐军主帅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是脱不了干系的。
首先，石国这个西域藩国虽示不逊，但是在高仙芝上门问罪之时石国已经完全请降悔过，高亦与其允诺和好，因此高爽约并一概屠戮石国众生，掠夺物资，此为自陷大唐于不仁与不义之地;况且在对待“宗主国”的关系上，类似石国之“无番臣礼”也算是正常情况，关键是采取何种策略应对此类事件。不加区别地一味赶尽杀绝只能失去他们的人心，或者说单纯的武力征伐只能扬威于一时，而不能维系于一世。此为其道义与策略之失误。
其次，失败是由于高仙芝等唐朝军事将领的轻敌气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高在未掌握大食军队人员装备虚实的情况下，引领大唐联军深入七百余里，便是轻敌气傲的表现。而这种轻敌气傲缘于公元747年的一次战争。是年，高仙芝率领一万余军士讨伐(小)勃律(今巴基斯坦吉尔吉特)，俘获勃律王及吐蕃公主。史书称大食等72国“皆震恐，威归附”。这种“皆震恐，威归附”不但表现出中国的“事后史官”的一种自淫自恋情节，而且也可以成为高仙芝三年后滋生狂妄情绪的理由。其实当时大食的倭马亚王朝因为内部纷争而无暇顾及勃律，这才是高仙芝讨伐勃律功成名就的原因。但是作为武夫的高仙芝是看不到这一方面的。
怛罗斯战役前后唐朝的边疆军事政策
孙子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唐朝自唐太宗李世民时代开始，武定天下之后在西域基本上采取亲善、怀柔、安抚之政策，西域各方也仰视唐帝国之文明与强大，纷纷显示臣服大唐之意。在这一点上唐太宗比及先前几百年强兵黩武的汉武帝要高明十二分。所以前者获得“天可汗”之赞誉，后者则需要割下司马迁的生殖器方可显示其比匈奴人之高大。但是亲善、怀柔、安抚的政策被后来统治者逐渐弱化，而奉行一套用棒槌代替胡萝卜的短期行为。
怛罗斯战役前后，由于边防战事的缘故，唐朝在兵员制度上采取募兵制，取代先前的府兵制。这使得戍边军队数量庞大，远远多于内地驻军，从而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其结果是各方节度使一律自行招兵买马，拥兵自重，大权独揽，朝廷难以控制，甚至个别人身兼数个节度使之职，成为一方诸侯与霸主。
这些节度使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往往不顾国家与百姓的承受能力，频繁发动武力征讨，甚至进行疯狂的屠城和洗劫，以向朝廷邀功请赏。而中央朝廷的纵容与鼓励，也助长了边关军阀的这种野蛮行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杜甫《兵车行》)，正是此番写照。
边防数十万人马给国家造成沉重的军费开支。例如开元初年，每年仅边疆军费就约耗钱200万贯，开元末年又增加到1000万贯，到天宝末年就变成1500万贯了。面对如此巨大的开支，大唐的国库只有愈发干瘪了。
因此，甚至可以说，大唐王朝的真正军事危机恰恰是出自边将势力的过度膨胀，而非所谓的外敌入侵。军事危机，加上各种社会矛盾的后果便是天下大乱。“安史之乱”正好是明证。
怛罗斯战役4年之后，“安史之乱”暴发，大唐帝国于是元气大伤，告别了鼎盛的黄金时代。
怛罗斯战役的历史地位
一般的历史学家只是强调了各种矛盾积累的“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分界岭。然而这只是就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地区社会动荡及其不良影响而言。如果以大唐版图论兴衰的话，那么怛罗斯战役的历史地位是需要提升的。这种判断绝非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客观事实。甚至明代的宋濂在写元史的时候还念念附带一句“唐患在西戎”。正是大唐经历的怛罗斯战役及其失败使得“西戎”离心渐起，按现在的话说叫打算有“外遇”。而此次战役失利与后来的“安史之乱”相距太近，于是内忧外患的大唐便不再是盛唐盛世了。当然大唐王朝后来还有一段中兴的日子。
具有喜剧意味的是，唐王朝在苦苦平定“安史之乱”的斗争中，还借用怛罗斯战役的对手——大食的军队来到中国帮助平乱。这些军士果然不负众望，在消灭安禄山、史思明的战争中立下战功，获得唐朝皇帝嘉奖。这些大食军士还喜欢上了中国，政府也鼓励他们在此封妻荫子。据说他们也是今天的回回民族最早的先民。
尽管“由怛罗斯河之败，中国国势遂绝迹于西方”这种观点有点太绝对，然而这次令大唐在道义上陷于不太有利地位的重要战役的失利，不能不使一些西域藩国看到唐王朝虚喘的一面。当然，客观地讲，“安史之乱”让大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折腾的够戗。它甚至将驻扎在安西、朔方等戍边部队内调平叛，几乎上演一出大唐版吴三桂赴京勤王的悲喜剧。因此，此后人们谈及大唐王朝在西域的存在，恐怕仅仅是以影响为主而已。中亚的西域各国，也正是从那以后开始了面向大食，并经历皈依伊斯兰化的历程。
怛罗斯战役与中国文明的传播
怛罗斯战役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向外传播。“四大发明”最早传出的是造纸术，而造纸术的传出与怛罗斯战役有着直接关系。唐帝国此役战败，共计一万余唐兵成为战俘，其中包括一些造纸工匠，而同年在巴格达就出现了中国境外的第一个造纸作坊。此时距大食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第一个谴唐使来华正好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也有认为怛罗斯战役之后外部世界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出现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附近)。《旅程和王国》一书有这样一句话——“纸是由俘虏自中国引入撒马尔罕的。”巴格达也好，撒马尔罕也好，造纸技术是由来自中国的工匠师傅传授的确属无疑。中国的造纸工匠除了被俘后流落它乡传播造纸技术，也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在怛罗斯战役之前就到达了那里，或者兼而有之。
杜环是一万余唐军俘虏中的一员，他是作为随军书记官参与怛罗斯战役的。杜环在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等大食境内游历、居住有十多年之久，还亲眼目睹一些中国工匠在当地工作，例如京兆人樊淑、刘批为“汉匠起作画者”，河东人乐陵、吕礼为“织络者”。杜环于公元762年由海路返回中国，并将其游历见闻著作成书，名为《经行记》，为中、外文化交往流下了宝贵的记录。
中国文明就是这样传授给阿拉伯人，后来再由他们传往更加遥远的欧洲……这几乎成为中世纪东、西文化传播的固定模式。(文/赵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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