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与杨炎——唐代中叶的双星陨落
历史有时候异常神秘。一只无形的大手，在唐代中叶撮合了一个难得的机遇：让中国古代史上最杰出的经济改革家、理财家刘晏和杨炎同时登上安史之乱刚刚结束的政治舞台，为破解时代困局大显身手。在中国古代，像刘晏、杨炎这样的奇才，一段历史时期出现一个已属不易，两人同时理财，岂不堪称美谈?
然而，这只大手又是这样捉弄人，让刘晏和杨炎陷入“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特别是杨炎，不置刘晏于死地决不罢休。杨炎整死刘晏之后仅一年零三个月，自己也死于别人的阴谋构陷，令人慨叹。当然，这绝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悲剧。
刘晏比杨炎大12岁，715年(唐玄宗开元三年)出生于曹州南华(山东菏泽)。刘晏8岁时，逢唐玄宗来泰山祭天。胆大的小童居然采取了一个破天荒的行动，径自前往皇帝驻地，献上他所作的赋，请玄宗阅评。
可能碰巧玄宗那几天心情不错，并没有斥为荒诞不经或以政务繁忙为由拒绝接待，而是命宰相张说亲自面试这个孩子。张说考完刘晏之后汇报说：“真是国家之福!”玄宗当即“不拘一格”，任命刘晏为秘书正字(皇室掌管图书的科级官员)。“神童”自此起家，一路从县令做到侍御史(监察部处级官员)，再升州刺史(地级一把手)、京兆尹(京师一把手)，49岁升为宰相，负责全国经济工作。
727年生于凤翔(陕西凤翔)的杨炎不单是唐代有名的美男子，而且文名满天下。杨炎父亲去世，他住在坟墓旁的草屋里守丧，长时间哭声不断，朝廷特地诏书表彰，杨炎成了全国的道德楷模。杨炎还有一个大背景，他和大历年间位高权重的宰相元载是老乡，又有血缘关系。元载对杨炎“亲重无比”，提拔他当了吏部侍郎(相当于中组部副部长)，并望他将来接自己的班。
755年(玄宗天宝十四年)至763年(代宗广德元年)的安史之乱，拦腰斩断了大唐黄金盛世。中原地区和北方在大乱中反复蹂躏，经济彻底摧毁。
764年(代宗广德二年)，京城米价飙升到每斗1000文。据《通典·食货七》，大乱之前的开元十三年，每斗米不到20文，通货膨胀率超过5000%。当时物资已经紧张到连皇宫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程度，急得代宗坐立不安。幸亏江南未经战火，惟一的希望，就是以长江中下游的粮食接济京师。
于是，唐朝恢复经济的命运，就寄托在漕运(水路运输)上了。宰相元载推荐不久前刚被罢免宰相职务的刘晏担此重任。代宗立即任命50岁的刘晏任御史大夫(监察部长)，兼掌管安徽、河南一带税赋、运输及粮储的最高经济负责人。
刘晏受命危难，亲自沿着漕运路线，从江苏到安徽，再赴河南，最后到陕西，细致考察一遭。他在写给元载的报告中说，洛阳附近“百户无一存”。宜阳、荥阳一带，五百里之内，居民不过千户，整个地区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子，也看不见炊烟，简直是一个“兽游鬼哭”的世界。刘晏还根据考察所得，把解决漕运问题的利弊和盘托出，请求元载全力支持。《资治通鉴》说，元载“尽以漕事委晏，故晏得尽其才”。
当时漕运复杂之极。先是组织几千艘船只，把长江中下游产的粮食经长江运到扬州，然后再从扬州经运河进入淮河，由淮河转入汴水，再进入黄河。入黄河之后西上，经三门峡之险，再转入渭河，最终到达长安。水路蜿蜒超过三千里。战乱中，多处河道杂物淤塞，水路运输犹如旱地行船。再说，百姓死伤流亡过半，人工奇缺。三是盗贼蜂起，沿河两岸到处是匪徒巢穴。四是沿岸军队多为骄兵悍将，粮米经过，马上截留。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漕运谈何容易?
刘晏得到元载全力支持，自764年(代宗广德二年)开始，在解决漕运问题的过程中，充分表现了他的统筹全局的能力、周密精细的头脑和改革创新的才智。
除了疏浚河道之外，刘晏首先改全程运输为分段运输。他认为，漕运全程过长，不同地域的安全、地貌、水道、人文因素差别极大。过去一只船从头运到尾，历经风险，到达目的时，粮食还剩八成就算优等了。改为分段接运之后，运粮船只负责运到本段水路边界，将粮食交给枢纽地区新建的粮仓，再安排新的船只起运。刘晏还派军队沿途押送。这样一站接一站，到达目的时，100万斗米没有1斗损失。
在运输工具方面，刘晏拨付资金在扬子(江苏仪征)开设10个船厂专门建造运输船。再说三门峡一段，水流湍急，常常浪激船翻。刘晏特地参与设计制造了一种“上门填阙船”，解决了船只通行的技术问题。刘晏还改进拉船的船纤所用的材料，减少了纤夫伤亡事故。在人力使用上，尽量利用盐税雇工，废除征调农民的无偿劳役，改为工资雇佣制。这就保证了漕运所需的人工。漕工采用严密的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堵塞了可能发生的跑冒滴漏。
由于综合措施得力，江淮的租赋、粮食、物资顺利运到京城，彻底解决了关中粮荒。
刘晏的第二个贡献是改革盐法。唐初对盐的税收不大重视。刘晏之前，一个名叫第五琦的高官开始推行食盐政府专卖制。官产、官运、官销，以筹措军费。但官商一体弊端太大，贪污腐败，效率奇低。刘晏改为民产、官收、商运、商销,即食盐由老百姓生产，但不得私卖，由政府统一收购，储存在盐场里，然后向商人批发，商人自由运往各地自行销售。这样，产、运、销三环节全部由私人进行，国家只从购销的差价中获得税收。刘晏还奏请罢免了各州县设置的对食盐的“过境税”，食盐的生产和流通蓬勃发展起来了。
距离产盐区较远的地方，刘晏下令设立常平盐仓，平时备盐，应对盐荒。他还在淮北产盐区设立13个巡院，在其他地区设立10个盐监，专办盐务，负责调研和执法。由于他的措施适应市场需求，唐朝盐税从第五琦时期的60万贯急剧上升到600多万贯，税收增加10倍，超过唐朝所有税收的一半。宫廷费用、军费、官员工资，都仰仗盐利所给。
刘晏的盐政对后世影响甚巨。他创设的食盐间接专卖制，为以后各个朝代采用，直至明清，虽有部分变动，但实质上一直是这个办法。
刘晏第三个政绩是成功地调控市场。他在各地设立巡院，作为经济信息基地，并招募大批善于奔走的信息员(当时叫“疾足”或“驶足”)，传递经济信息。为此还在巡院和京师之间设立了专门驿站。各地生产状况、物资余缺、物价变化、气候异常、市场心理等等，都要在第一时间上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刘晏发布的命令，再由“疾足”传回各地执行，以保持供求平衡，物价稳定。
古代交通不便，不少地方和京城距离遥远，再“疾”的“足”，往返也要十天半个月。遇到粮食收获季节或灾害突然发生，买进卖出机不可失，怎么办呢?刘晏自有奇招。他责成交通方便的产粮州县，统计出最近几十年粮食的收购价格和收购数量的历史数据，然后把收购价格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为五等，把收购数量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排为五等，这样产生了两排数字。这些数字上报议定之后，就作为各地政府收购粮食的依据，以便及时收购。具体做法是，价格最贵的，即最高的一等价格的粮食，按收购量最少的第五等数量，少量收购;反之，价格最低的，即第五等价格的粮食，则按收购量最多的第一等数量，多加收购。这实际上是一种数学模型在经济上的应用。
这个方案不但简洁明了，而且符合地方实际，有利于政府以最小的成本做好平抑物价、调控市场的准备。刘晏要求各地把收购数量逐日上报，由他汇总之后，按“避贵就贱、取近舍远”的原则调节安排。如果收购量不足，就让价低路近的地区增加收购。如已够数，就命令价高路远的地区停止收购。这样做，既掌握了市场规律，也能有效地保持物价(主要是粮价)稳定。在刘晏主持下，当时农产品市场大体实现了“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原来，我国自西汉以来，就建立了国家经费与皇帝私人费用分开的制度。唐朝初年也是如此，国家财赋都归入国库——左藏库保管，掌管国库的太府寺每季上报账目，由刑部下设的比部司进行核对，一点弊病也没有。但安史之乱中，第五琦负责经济工作，京师一些有实力的将领毫无节制地向国库索取财物，第五琦挡不住，就把国家财赋运进皇宫里的大盈内库保存。皇帝觉得这样用钱很方便，也就没有再交出来。国家财赋变成了君主私产，政府主管部门无法计算库存，而太监在大盈内库当差混饭吃的却达到300人。
杨炎对德宗说：“财富是国家根本，代宗时期出于权宜之计，让太监掌管，大臣谁也不知道库存虚实，怎么能研究利害并制定政策呢?目前最急迫的弊端就是这个。请求陛下把国家的税赋交出来，仍归有关部门掌管。至于皇宫所需费用，可以估计一下每年所需，照数供给就是了，绝不会少一星半点。现在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才好谈别的事情。”
刚上台的德宗颇想有一点作为，立即批准杨炎的奏请。如此敏感的问题，竟顺利解决。杨炎受到鼓舞，第二天再次上奏，提出“两税法”，以代替行之已久的“租庸调法”，这是牵涉千家万户的一件极重大的事。唐初开始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至此已经150多年。
均田制。16岁以上男丁每人分给100亩田。宅基地另按人口批给。
租庸调。“租”即地租。按男丁计算，每个男丁每年交玉米20斗或稻米30斗。“庸”是劳役。每个男丁每年服劳役(无偿劳动)20天，闰月加2天。如果不去，可交实物相抵，每天折绢3尺，或布3尺7寸5分。“调”是缴纳手工业品。如蚕乡，每个男丁缴纳绢、绫、粗绸各2丈，棉3两。非蚕乡缴纳布2丈5尺，麻3斤。
除租庸调之外，还有其他税费。一是户税。唐初，按每户资产不同，把天下户分为9等，按等缴税。如769年(大历四年)，“上上户”每年交4000文，“下下户”交500文。二是地税。每亩交玉米2升。三是“杂徭”，即为各级政府做各种杂务劳动。四是代宗时还增设“青苗税”(田里冒出青苗即收税)。五是各地政府及军阀巧立名目收取税费。
租庸调的特点是“以丁为本”，不问资产。安史之乱导致农民大规模死伤逃亡，人口减少了一半多。均田制破产，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杨炎的“两税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提出的。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一，政府量出制入(过去量入为出)，确定全国税额，摊派各地征收。二，不分原住民和移民，一律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根据每家资产多少定出不同等级的户，确定应该缴纳的“户税”;再根据拥有多少土地，征收“地税”。三，租庸调和所有其他税费全部废除。流动商人按其经营所在地，收三十分之一的税。四，每年两次纳税，夏税在6月之前缴纳，秋税在11月之前缴纳(所以名为“两税法”)。五，两税一律用钱缴纳，个别情况也可以折收实物。六，除两税之外，严禁另立名目征收其他税费。
德宗又是立即批准，宣布自780年(德宗建中元年)正月起，正式实施“两税法”。“两税法”收税对象是资产，扩大了纳税范围，减轻了农民负担，简化了税制，集中了纳税时间，方便了民众，增加了政府税收，因此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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