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秦骑兵的渊源、发展及其特点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和陕西咸阳塔尔坡秦人墓葬中发现了秦最早的骑兵俑和骑马俑。二号俑坑内发现的一批骑马俑群，计有陶鞍马116匹，每匹马前立有骑兵俑一件。马背上雕有鞍鞯，头上戴着络头、衔、缰。骑兵俑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提弓状。俑和马的造型准确形象逼真生动，把秦始皇时代骑兵形象生动展现在人们面前[1]。塔尔坡清理战国的秦人墓葬384座，其中出土了2件骑马俑，这是我国古代目前发现最早的骑马俑[2]。有人还从这2件骑马俑的姿态与装备分析，认为它们应是战国秦国材官骑士或骑士俑的形象[3]。故笔者以此为最新考古资料，结合有关我国古代骑兵的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并在一定范围内参考前贤的研究成果，对秦骑兵作进一步的论述，错误之处，祈请方家给予指正。
恩格斯在《骑兵》一文中指出：“马匹用于乘骑和军队编有骑马的部队，自然首先发生在那些自古以来就产马，而且气候和有青草适于马匹生长的国家。”[4]在探寻骑兵渊源时，我们不能不首先考虑到游牧民族。他们应是马匹的饲养者，又是骑马术的发明者，因为他们习惯于马上生活与战斗。
骑马术的发明一般认为是生活在欧亚草原上的斯基泰人——萨尔马提安人、匈奴人和其他图兰人[5]。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公元前6世纪的斯基泰人、萨尔马提安人已有骑兵。考古发掘说明亚述帝国在提格拉特帕拉三世(前745—前727)时也有骑兵。有人据此认为骑马术源于西方，匈奴人是从西方学来的。但是杜牧注《孙子》说：“黄帝险于蚩尤，以中原车徒，制戎翟骑士。”[6]董说由此引申说：“乃知单骑之兵出于戎狄。”所谓狄，据民族史研究表明，是阿尔泰语系tengri的音译，意为天[7]。他们是匈奴人的先辈。又据《管子·小匡篇》记载，周惠王十三年(前664 )，齐桓公“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寇指北狄，北狄是春秋时代泛指匈奴的总称[8]。这两则史料至少说明匈奴先辈的骑兵，与斯基泰人、萨尔马提安人骑兵同时产生，甚至比他们还早。同时考古资料也证实，在甘肃河西走廊、酒泉敦煌地区，自古就是氐、羌、大月氏、突厥、匈奴、鲜卑、回鹘等游牧民族居住生息之地。沿河西走廊的山峡山崖上有大量原始先民雕刻的岩画，如永昌北山岩画、甘南榆木山岩画、嘉峪关黑山岩画等。这些岩画中有大量远古先民的狩猎图和作战图，有独人持弓箭猎杀野兽的;也有数名猎手持弓箭围杀野兽的;还有骑士挽弓猎杀的。据考古学家们的初步研究，认为这些岩画刻于40 00至1万年前，是远古游牧部落先民的文化遗存[9]。又如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东部的昭乌达盟宁城县南山根夏家店文化上层第3号石椁墓中发现一件“骑兵猎兔铜扣环”[10]，“环外铸有两个骑马人像，其一马前铸一奔兔”，是一件猎人逐兔的生动造型。据碳十四测定，其上限最早可早到周初或殷末。这些有关骑马文化考古资料出土地均在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所以《左传》上说：“翼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其先民与其他游牧民族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构成了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11]，在继细石器文化之后，我国北方草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是动物纹饰的青铜器物群，这习惯上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铜器”，其中表现草原游牧民族骑士生活的马具和各种武器非常丰富。例如鄂尔多斯发现了2件铜马饰，一件为铜马，马上饰有马鞍;另一件为武士骑马铜饰[12]。这2件铜饰被考古学家认为是西周或春秋时期北方戎狄族文化的典型遗存。再如在宁夏西吉县和固始县发现了一批“铜人骑马饰”“鞍马铜饰”。这批文物年代，据考古专家考证，上限不会逾越西周，下限当在春秋晚期，也为戎狄遗存。史载匈奴“人不驰弓，马不解勒”[13]。骑马射箭是他们的特长，“险道倾仄，且驰且射”[14]。
关于我国中原地区骑兵的出现问题，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传统看法认为，古代中原骑术是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开始的。但这种说法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争议。殷代甲骨卜辞中的“马乎(呼)、(禽)”，于吾省先生释为“惟命骑射，可以擒获”，从而认为骑术或单骑在殷代“业已盛行”[16]。《诗经·大雅·绵》中的“走马”一辞，顾炎武释为“单骑之渐”。春秋时，晋大夫子旃曾以良马二，供他的叔夫与兄弟做单骑，救了他俩。郑大夫子产听说诸大夫想杀公孙黑，忙从外地乘单骑而归，鲁大夫左师展也想乘单骑从齐回国。可见，春秋时期已有单骑的习惯。春秋史料中也出现中原各国骑兵的记载，如《韩非子·十过篇》记载，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秦以“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这里的“畴骑”一般认为就是骑兵。又例如，与秦穆公同时代的晋文公在伐邺时也用了骑兵“赏其末则骑乘者厚，赏其本则臣之谷阝子虎。”[16]这里所说的“骑乘”绝不是一般的骑马者，显然是骑兵。秦人早就以养马著名，直至周代还是一个以畜牧为主的民族，主要是牧马。《史记·秦本纪》说：“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又说：“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之后：“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马卯马耳耳之驷。”直至周孝王时“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秦地处西北，长期与戎狄杂居，被东方各诸侯国视为戎狄，排斥于华夏之外。善于养马御马，这就为骑兵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从秦仲时起，秦与戎族的战争一直未断，连秦仲都被戎狄所杀。秦人为了对付戎狄，学习戎狄胡服骑射是很正常的。周平王东迁后，戎狄大量内徙，西周古地成为杂居区，秦国经过长期对戎狄战争，不断融合戎狄人。《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十一年，县义渠。……义渠君为臣。”所以说秦率先在中原发展骑兵也不是偶然的。晋文公时为了对付北方狄人的骑兵侵扰，建立自己的骑兵亦是可能的。骑兵之所以在中原出现晚，首先，殷周中原是一个农耕民族，其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一个具有保守性的农村公社制度，没有为大规模的骑兵的出现提供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当时战争是规模小，时间短，机动性差的“结日定地”进行决战形式。其次，中原地区气候和地理环境不出产骑兵使用的良马。“内郡人众，水泉草不能相赡;地势湿湿，不宜牛马”[17]。仅有马匹也因长期挽驾驮载，品种退化。再次，中原非游牧民族素乏骑马习惯。骑兵要求有高超的骑马术，这对中原那种“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是培养不出好骑手的。虽然殷周时代中原地区已有单骑和骑兵的出现，但这始终未能转化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而转变的契机是对缘边游牧民族的交流。总之，春秋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变革时代，而且也是民族大迁徙、大纷争、大融合的伟大时代。“华夏”是与“戎狄”“夷狄”“蛮夷”“诸戎”对举相应产生的。总之，中原各国骑兵的出现不能不与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有关。
中原地区骑兵在战国时有了进一步发展，这时由于农村公社瓦解，民兵制为常备军制所取代，大规模野战和围城战的频繁发生，要求部队具有快速、灵活和突击性，这就促进了骑兵的迅速发展。战国初期的《吴子》，不仅论述到骑兵问题，还专门谈到战马的饲养、使役问题。战国初期的《墨子》也谈到骑兵，说“车为龙旗，骑为鸟旗”。从出土文物也可形象反映出战国时期骑兵有了进一步发展。陕西咸阳出土的两件战国骑马俑据简报上称：“(两件泥质灰陶俑)皆为公马，……马头有朱彩画的络头，在颈的两侧各有朱绘两条辔绳。……俑头戴宽折沿帽，……身穿交领左衽短褶，下着短裤，脚登长筒靴，两手半握，左手前伸似在牵辔绳，右手下垂似执一物，木质已朽不清，两腿前屈骑于马背上。”简报上将这2件骑马俑时间定为“战国时期前段，即秦惠王至秦武王时期。”[18]这2件骑马俑是我国古代中原地区出土最早的骑马俑形象，对探讨秦国的骑兵发展史提供了新的资料。这2件骑马俑是一位低级军官墓主墓中的随葬品，不可能反映出当时秦国骑兵的实际情况，但也显露出战国秦骑兵的一些蛛丝马迹。
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为了对付北方的匈奴和西边的秦国，决心整军经武，学习胡人穿短装、习骑射之长，克服中原人宽袍大袖、重甲循兵只善车战之短。胡服适应骑马射箭的灵巧动作，这就将原来双襟交输于背，宽袖、长襦的中原服装，改为双襟交输于胸前右侧，紧袖高领的上衣。这种仿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服，窄袖短袍，皮靴革带，既耐寒又举止灵活，便于骑马射箭。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现，在我国骑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不仅使赵军的战斗力为之迅速提高，而且使掌握骑射技术的由原来的匈奴等游牧民族进一步扩大到中原各国。与此同时，战国各国亦先后扩展或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队伍。在战国七雄中，拥有骑兵最多的国家是与西北戎狄毗壤的秦、楚、赵三国，各拥有骑兵万匹，其次燕国和魏国，亦分别有三千匹和五千匹。这个时期，中原各国骑兵数总不下五六万匹，这是一支庞大的骑兵队伍。此时还出现许多成功地运用骑兵配合步兵、车兵作战的典型战例，秦赵长平之战时，“秦骑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19]。骑兵为“一军”独立编制，单独执行任务，对战局胜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配合主力全歼赵军四十万人。这个战例从一个侧面也可旁证出秦国骑兵并不比赵国弱。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的千余件兵马俑是守卫秦都咸阳部队的模拟。在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中发现116件骑兵鞍马俑，这116件骑兵俑不仅完全是按当时骑兵形象塑造的，而且数量也是咸阳秦墓出土的骑马俑68倍。这至少证明在战国后期骑兵早已成为秦的独立兵种，但比起战车来讲，还处于次要地位。二号俑坑发现的这116件骑兵俑是这样排列的，其中108件骑兵俑，排列在二号俑坑左侧的一个纵长方形骑兵军阵，纵为三路纵队，横看一列横队。第一排为战车3乘;第二排为3组骑兵，每组4骑;第三排为战车3乘;第四排至十一排为骑兵，每排3组骑兵，每组4骑，共108骑。另外在二号俑坑末尾的殿军部分，有两组骑兵，每组四骑，共8骑。这116件骑兵俑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推测秦代骑兵排列最少有三种，一是车骑混编;二是骑兵单独列队;三是殿后的游骑机动[20]。
这也说明战国时期骑兵已作为步兵的辅翼力量，配合车、步深入长驱，绝敌粮道，追击败兵，或袭击敌人之两翼，或掩袭敌之前后，已成为当时一支最活跃的军事力量。二号俑坑出土的骑兵鞍马俑制作形象逼真，反映出秦国强大骑兵居七国之首。秦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强大车兵和骑兵，这与养马业始终在秦人的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分不开，也与秦人不断与戎狄交流有关。李斯谏逐客，认为会使“骏良睼马是不实外厩”[21]。睼马是是秦从游牧族北翟引进的良马。战国时，“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睼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22]。秦王嬴政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采取了发展的政策。规定：百姓有赀赎责(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23]秦王朝建立后，在全国建立起一整套马政机构并颁布了有关的法律政策，中央九卿之一的太仆是主管马政的最高官吏，其下设丞2人为副手。京师咸阳附近有若干官马机构，如大厩、左厩、中厩、宫厩等。这些厩饲养的马匹，除供宫廷使用外，大部分具有军事意义。在西北游牧区设“六牧师令”，每牧师令领有若干牧场，主要牧养军马。京师官厩及边郡牧师均直属太仆领导。另外还有各地郡县管理饲养军马的“苑”。所以张良劝刘邦定都关中“关中北有胡苑之利”[24]。这样就保证了秦车兵和骑兵对军马需要的物质基础。秦之所以能够统一六国，这也与秦重视养马业和发展骑兵有关。
三、秦骑兵的特点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骑兵鞍马俑形象反映出秦骑兵的一些主要特点。首先，我们直观地看到秦骑兵装备齐全。赵武灵王改革服制的“胡服骑射”，由于目前缺乏形象资料，在认识上看法不同。王国维先生在《胡服考》中说，胡服就是唐代的褶服。从唐墓出土的壁画、陶俑、三彩俑等形象来看，褶服为圆领、右衽，双襟掩于胸的右侧，腰束革带，衣长及膝。有的学者根据《水经注》所引《竹书纪年》上的记载认为，胡服只限于赵国的各级官吏和骑兵。“骑射”实行的范围也仅限于赵国西北边境代地，这里曾是赵国和匈奴相连接之地[25]。我们从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出土的骑兵俑服饰上也可能找出旁证。骑兵俑头戴圆形小帽，身穿交领右衽，双襟交掩于胸前的上衣，左压右，左侧的襟边垂直于胸的右侧，衣长齐膝，袖长达于手腕，窄袖口，腰束革带，领、襟、袖口都镶着彩色缘边，与上述胡服形制十分接近。而不同的是胡服没有配甲衣，而秦骑兵则把甲衣与胡服糅和在一起。其甲衣由125片固定与活动甲片组成。肩无披膊装束，手无护甲遮掩，即保留了行动灵活，又具备了安全性能。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登短靴。这一切无不表明这种服装完全是从骑兵的特点而考虑设计的。二号俑坑出土的这种骑兵俑服装与唐代的褶服相比，除领子外，其他基本相同。这种服装较陕西咸阳出土的2件骑马俑服装更利于骑射和防卫，当为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的进一步改进和演变，这种服装就是胡服。在秦兵马俑坑内目前出土的二千多陶俑中，除骑兵俑身着此服外，另外还有极少数中级军吏俑中也有穿此服者[26]。这也旁证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胡服所及范围的有限。
秦骑兵的甲衣也便于骑射。从秦始皇陵二号俑坑出土的骑兵俑情况来看，骑士的铠甲与车兵、步兵铠甲均不相同。骑士的铠甲较短，双肩无披膊，其前甲衣长55厘米，后甲衣长49厘米。前甲、后甲甲片上下各七行，左右各八排，其中在铠甲前后下摆只编缀活动甲片三排，比一般甲衣少一排。铠甲紧身短小，便于骑射，到了汉代，骑兵甲衣变得更适合骑兵在马上动作的特点，此时铠甲只有甲身，护住战士的胸和背，在肩头上用带子系连式样的扎甲。同时也装备了铁制铠甲。
秦骑兵的马具也有了进一步改善。从战国秦汉考古发现来看，陕西咸阳出土的2件骑马俑，骑俑是裸骑在马背上。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古代中原地区马鞍出现在西汉时期，而二号俑坑出土的陶鞍马，马背上所饰的马鞍，其前后两端略略隆起，中部低凹，属低桥鞍。它的发现将马鞍出现时间提前了一百多年。特别到了东汉，马鞍已由秦时的低桥鞍变为高桥鞍。马鞍的使用在骑兵战术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使骑兵的双手进一步获得解放，有效地增强了骑兵的战斗力。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就是为了让骑兵便利于在马上使用弓箭。所以战国时的骑兵普遍都装备弓箭的武器。从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铜镜上我们还看到骑士一手还拿着短剑。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出土的骑兵俑手势及其周围伴随出土的铜镞、弓等来分析，可以判断秦代骑兵装备有弓箭。那么秦骑兵为何不使用弩呢?自战国以后，虽然弩由于射程远和命中率高而成为军队普遍装备的兵器，但因其张力太强，发射速度慢，没有弓轻便，因而骑兵不便使用弩。但弓只适用于中远距离的进攻，而不适于近距离在马上的格斗和防护自身安全，因此估计秦骑兵的武器还应有格斗兵器。但由于秦俑二号坑目前发掘面积有限，至今尚未发现除弓箭外的其他兵器。汶上孙家村汉画像石上的骑兵格斗图像有弓箭和戟，东汉雷台铜骑兵俑手执长矛和长戟。另外，据史料记载，汉骑兵还配有戟、长刀和剑。
其次，我们从二号俑坑出土的骑兵俑可以看出，当时秦对骑兵选择有一定标准。战国时期各国骑士的选用都必须严格按标准进行，《六韬·武骑士》中言：“选骑士之法，取四十以下，长七尺五寸已上，壮健捷疾，超绝伦等;能驰骑彀射前后左右，周旋进退，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弛强敌，乱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不可不厚也”。也就是说骑士必须具有超乎常人的体魄和才智，才能克服遇到的各种困难，发挥骑兵的优势而战胜敌人。秦国选择骑士的标准亦不外乎于此，陕西咸阳出土的2件骑马俑，体型伟岸，神态自若。秦始皇陵二号俑坑出土的骑兵俑，平均身高1.80米以上，体型匀称，神态机敏，正符合文献上所载的对骑士选用的标准。而且秦国骑士在当时非常著名，如《汉书·灌婴传》载：“汉王乃择军中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文献通考·兵考二》上曰，秦之故地“上郡、北地、陇西之地多骑士”。可见秦骑兵的素质非常高。
从一般的骑兵源来看，秦汉两代的显著区别是秦不分边郡内郡均征为骑，而汉主要以边郡之民为骑。对此，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有一段分析。他说：“樊郦滕灌傅勒周傅第二十一(《汉书》卷四十一)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十页下(灌婴)直按：汉代边郡人为骑士，重泉属在冯翊，并非边地而作骑士，此秦代制度，与汉代不同之处。”由此可见，汉政府之所以重在征边郡之民为骑，是因为边郡之民在地理上与匈奴等少数民族相接，较内郡之民熟悉匈奴情况，而且也适应西部、北部地区的环境与气候，也较内郡之民善于骑射，有利于对匈奴的作战，所以“大抵金城、天水、安定、北地、河东、上党、上郡多骑士”。汉代的边郡骑士，在史籍上可以看到的记载很多，如晁错曾上书汉政府给边郡归降之民装备“坚甲弩衣，劲弓利失，边郡之良骑”[27]。
再次，我们从二号俑坑鞍马上也可看出秦对乘骑的军马要求也很严。秦俑坑出土的鞍马，高度正好1.33米以上，与秦简记载完全相符。秦对军马考核也极为严格，凡上交车骑部队的军马，均须身高“五尺八寸以上”[28]，奔驰羁系要得心应手，驮乘跋涉要有耐力，否则主管官吏被视为训练调教不力，要受处罚，而且在军马考核中，成绩落后，主管官吏也要受罚，甚至革职。秦俑坑出土的骑兵鞍马俑，对于研究秦国骑兵特点无疑是珍贵资料。
总之，秦入关中前，地处西北与戎狄杂居，善于养马、御马，与戎狄的战争一直未断。秦入关中后，同戎狄的战争更加激烈，这就为秦首先在中原地区产生骑兵产生了必要条件。战国时期，由于统一战争需要，秦大力发展骑兵部队也是必然的。从而形成了丰富的骑兵建设和作战经验，为汉强大骑兵部队的产生提供了准备条件。
[1][20][26]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2][18]《咸阳石油钢绳厂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
[3]《由咸阳骑马俑说起战国秦骑兵》，《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
[5]W.m.cgovem，The Early Empires of Cantral Asia，纽约，1939。
[6]转引自董说《七国考·赵兵制》。
[7]见唐善纯、刘镜华：《释黄帝》，《文史知识》1986年第9期。
[8]见黄文弼：《论匈奴族之起源》，载云南民族研究所编的《民族学报》，1983年第6期。
[9]见谢生保：《敦煌壁画中射箭运动发展的四种形态》，《丝绸之路》1998年学术版。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11]田广金：《鄂尔多斯青铜器拾零》，《鄂尔多斯文物考古集》。
[12]罗丰等：《宁夏固原近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考古》1990年第5期。
[13]《淮南子·原道训》。
[14] [27]《汉书·晁错传》。
[16]于吾省：《殷代的交通和驿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社会科学报》1955年第2期。
[16]《吕氏春秋·不苟》。
[17]《盐铁论·未通》。
[19]《史记·白起传》。
[21]《史记·李斯列传》。
[22]《史记·张仪列传》。
[23]《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司空律》。
[24]《史记·留侯世家》。
[25]见缪文远：《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考》，《历史论丛》第2辑;孙继良、郝良真《试论战国赵文化构成的二重性》，《河北学刊》1988年第2期。
[28]《云梦秦简·秦律杂抄》。
中原地区骑兵在战国时有了进一步发展，这时由于农村公社瓦解，民兵制为常备军制所取代，大规模野战和围城战的频繁发生，要求部队具有快速、灵活和突击性，这就促进了骑兵的迅速发展。战国初期的《吴子》，不仅论述到骑兵问题，还专门谈到战马的饲养、使役问题。战国初期的《墨子》也谈到骑兵，说“车为龙旗，骑为鸟旗”。从出土文物也可形象反映出战国时期骑兵有了进一步发展。陕西咸阳出土的两件战国骑马俑据简报上称：“(两件泥质灰陶俑)皆为公马，……马头有朱彩画的络头，在颈的两侧各有朱绘两条辔绳。……俑头戴宽折沿帽，……身穿交领左衽短褶，下着短裤，脚登长筒靴，两手半握，左手前伸似在牵辔绳，右手下垂似执一物，木质已朽不清，两腿前屈骑于马背上。”简报上将这2件骑马俑时间定为“战国时期前段，即秦惠王至秦武王时期。”[18]这2件骑马俑是我国古代中原地区出土最早的骑马俑形象，对探讨秦国的骑兵发展史提供了新的资料。这2件骑马俑是一位低级军官墓主墓中的随葬品，不可能反映出当时秦国骑兵的实际情况，但也显露出战国秦骑兵的一些蛛丝马迹。
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为了对付北方的匈奴和西边的秦国，决心整军经武，学习胡人穿短装、习骑射之长，克服中原人宽袍大袖、重甲循兵只善车战之短。胡服适应骑马射箭的灵巧动作，这就将原来双襟交输于背，宽袖、长襦的中原服装，改为双襟交输于胸前右侧，紧袖高领的上衣。这种仿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服，窄袖短袍，皮靴革带，既耐寒又举止灵活，便于骑马射箭。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现，在我国骑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不仅使赵军的战斗力为之迅速提高，而且使掌握骑射技术的由原来的匈奴等游牧民族进一步扩大到中原各国。与此同时，战国各国亦先后扩展或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队伍。在战国七雄中，拥有骑兵最多的国家是与西北戎狄毗壤的秦、楚、赵三国，各拥有骑兵万匹，其次燕国和魏国，亦分别有三千匹和五千匹。这个时期，中原各国骑兵数总不下五六万匹，这是一支庞大的骑兵队伍。此时还出现许多成功地运用骑兵配合步兵、车兵作战的典型战例，秦赵长平之战时，“秦骑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19]。骑兵为“一军”独立编制，单独执行任务，对战局胜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配合主力全歼赵军四十万人。这个战例从一个侧面也可旁证出秦国骑兵并不比赵国弱。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的千余件兵马俑是守卫秦都咸阳部队的模拟。在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中发现116件骑兵鞍马俑，这116件骑兵俑不仅完全是按当时骑兵形象塑造的，而且数量也是咸阳秦墓出土的骑马俑68倍。这至少证明在战国后期骑兵早已成为秦的独立兵种，但比起战车来讲，还处于次要地位。二号俑坑发现的这116件骑兵俑是这样排列的，其中108件骑兵俑，排列在二号俑坑左侧的一个纵长方形骑兵军阵，纵为三路纵队，横看一列横队。第一排为战车3乘;第二排为3组骑兵，每组4骑;第三排为战车3乘;第四排至十一排为骑兵，每排3组骑兵，每组4骑，共108骑。另外在二号俑坑末尾的殿军部分，有两组骑兵，每组四骑，共8骑。这116件骑兵俑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推测秦代骑兵排列最少有三种，一是车骑混编;二是骑兵单独列队;三是殿后的游骑机动[20]。这也说明战国时期骑兵已作为步兵的辅翼力量，配合车、步深入长驱，绝敌粮道，追击败兵，或袭击敌人之两翼，或掩袭敌之前后，已成为当时一支最活跃的军事力量。二号俑坑出土的骑兵鞍马俑制作形象逼真，反映出秦国强大骑兵居七国之首。秦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强大车兵和骑兵，这与养马业始终在秦人的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分不开，也与秦人不断与戎狄交流有关。李斯谏逐客，认为会使“骏良睼马是不实外厩”[21]。睼马是是秦从游牧族北翟引进的良马。战国时，“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睼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22]。秦王嬴政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采取了发展的政策。规定：百姓有赀赎责(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23]秦王朝建立后，在全国建立起一整套马政机构并颁布了有关的法律政策，中央九卿之一的太仆是主管马政的最高官吏，其下设丞2人为副手。京师咸阳附近有若干官马机构，如大厩、左厩、中厩、宫厩等。这些厩饲养的马匹，除供宫廷使用外，大部分具有军事意义。在西北游牧区设“六牧师令”，每牧师令领有若干牧场，主要牧养军马。京师官厩及边郡牧师均直属太仆领导。另外还有各地郡县管理饲养军马的“苑”。所以张良劝刘邦定都关中“关中北有胡苑之利”[24]。这样就保证了秦车兵和骑兵对军马需要的物质基础。秦之所以能够统一六国，这也与秦重视养马业和发展骑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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