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将巴、蜀纳入了自己的地盘。此时，秦国正在进行旷日持久的统一战争，对巴、蜀的改造成为秦人统一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秦人从人口、政治、经济诸多方面，着手对巴蜀进行改造，使巴蜀成为自己的大后方。自秦惠文王始，一直到秦始皇时期，近一个世纪的移民使蜀地成为了一个热点;政治上，秦王三立三杀蜀侯;经济上，秦人在巴蜀两地征收重税，使巴人一度反叛。在秦国统一六国的历史进程中，巴蜀两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公元前314年，蜀地出现了一次移民浪潮。往日僻静的蜀道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长途跋涉者，他们之中，有秦国相国吕不韦，有富可敌国的赵国卓氏、鲁国程郑，也有一些衣衫褴褛，戴着镣铐的罪犯。这些身份不同的人有着一个相同的目的地——蜀地。蜀地距离中原千里之遥，况且蜀道奇险，通行不易。如此这般困难，为何这些人还要往蜀地迁徙?自公元前314年始，这样的迁徙几乎没有停止过，持续了一个世纪左右，究竟是谁策划了这次空前的大迁徙?
为了战争大量移民
公元前300多年的一天，一队风尘仆仆的远行者跋涉在崎岖险峻的蜀道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令他们吃尽了苦头。离目的地成都，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他们并非在进行一次旅行，而是一次无奈的流亡。他们之中，有秦国百姓、赵国、魏国的达官贵人，还有一些戴着镣铐的犯人，你甚至还能看到战国年间赫赫有名的秦国相国吕不韦。
相国、达官贵人、老百姓、犯人组成的似乎是一支支近乎天方夜谭的队伍，然而，对汉中至蜀地沿途的百姓来说，这早已不是一个希罕的景象了。自公元前314年以来，这条蜀道上几乎终日可以看到这样的迁徙队伍，原本人烟稀少的蜀道此时成了一条繁忙的交通要道。
强大的秦国令他们走在了一起。秦将司马错建议秦王灭蜀，便是欲将水土丰饶、百姓富足的蜀地作为大后方，为秦王朝的统一道路提供充足钱粮。灭蜀后，如何改造蜀地摆在了秦人面前。秦人立蜀侯为傀儡，是为政治改造;筑造成都城，是为军事改造;而延续时间最长，最兴师动众的则是经济改革。此时的秦国正力敌六国之师，急切需要巴、蜀为它的统一道路提供后援。统一是军事实力的角逐，也是国力的比拼，强大的军队加雄厚的国力才是真正的王者;而移民，便是为经济改革服务的。基于此，秦惠文王一纸令下：六国王公贵族、地主富贾，与秦人为敌、不守法纪者，举家迁徙至蜀;秦国国内作奸犯科者，流放至蜀。秦惠文王死后，他的法令被子孙延续下来，长达一个世纪的迁徙，数以万计的移民，构成了巴蜀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浪潮。
相国落难商贾暴富
秦对蜀的首次移民发生在公元前314年，《华阳国志》记载，鉴于蜀地“戎伯尚强”，“乃移民万家实之”。这次移民规模浩大，按照一家五口计算，大约有5万人之多。移民们大多来到成都，也有一些就在入蜀沿途扎根安居。事实上，这5万人只是先行者，直到始皇嬴政当政，轰轰烈烈的迁徙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对大多移民来说，这次艰难的迁徙无异于一次永别。蜀地遥远，离开故乡与家中的亲人，这辈子都不知道能不能再回故土。而对蜀地，他们大多人是陌生的：那里会有肥沃的耕地么?听说蜀人“左言”，讲起话来难懂无比，外乡人很难听清楚，蜀人会跟家乡人一样淳朴么?旅途的劳累以及前途未卜的失落，笼罩在这些移民心头。
伴随着秦朝军队的南征北伐，一批又一批移民无奈背井离乡。公元前238年，迁徙队伍中出现了一个大人物的身影——吕不韦，此时的吕不韦被嬴政罢职流放，自是牢骚满腹。他本是一介商人，年轻时的一单生意造就了他一生的富贵。贵为相国、文信侯的吕不韦曾经权倾一时，但是他的门客扬言造反，被嬴政诛杀，吕不韦也难逃其咎，被贬居蜀中。吕不韦眼看自己经营了几十年的政治生意血本无归，在蜀地又不知道将受到何种待遇，悲难自禁，绝望之中饮鸩自尽，死在了入蜀的路上。吕不韦或许是这些移民中最赫赫有名的一位，他将政治当作生意来做，破产后也只能选择一个商人最极端的抵抗方式。
随着吕不韦的下台，他的家人和众多门客也成了秦王朝流放的对象，大量的流放以致最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刑罚。《汉书》记载说，“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可见当时迁入蜀地罪人之多。除此以外，一些富商大贾也成了秦王迁徙的对象。
富商大贾们来自赵、魏、楚等国，家有千金之财，皆是当地望族。秦灭六国后，他们已是秦人的掌中之物。这些人有钱有势，秦人生怕他们留在故土滋事，便将其发配至蜀。这正中他们下怀，强留在故土与秦人为敌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到了西南腹地成都平原，秦王朝鞭长莫及，反能一心经商，安享太平。赵国卓氏的话颇能代表商贾们的心理，他说，“吾闻岷山下之沃野，下有蹲鸱(即芋头)，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赵国卓氏主动要求入蜀，可见他认为迁入成都并不是什么坏事。
赵国卓氏来到临邛(今邛崃)，见临邛山中多产铁矿，却无人开采，不由大喜过望，随即大量招揽滇、蜀两地百姓上山采矿，交由随行的铁匠铸铁。卓氏采矿，只需上缴政府少许银两，是一本万利的行当。战国年间，铁器在蜀地尚不流行，卓氏的铁器因而极受蜀地百姓欢迎。几年下来，赵国卓氏富甲天下，单家中仆僮就有千人之多。鲁国程郑也靠在临邛铸铁发家，富比卓氏。鉴于此，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说他们“富绛公室，豪过田文”，田文就是战国门下有门客3000的齐国孟尝君，由此可见卓氏、程郑的派头。
而对普通百姓来说，除了远离故乡，他们的生活与从前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到了蜀地，有人分得几亩薄田，日作暮休;有人在成都城以经商谋生，祖传的手艺在故土并不希罕，到了蜀地却成了一门绝活。慢慢的，他们过上了定居生活，许多人与蜀地女子结婚生子，俨然成了半个蜀人，有生之年再也没有走出过蜀地。耳濡目染，他们渐渐已经能听懂蜀人的“左言”，蜀人对他们的小篆也不再陌生。
这一切无疑是秦王最希望看到的。秦王大规模移民，除了对付六国豪强外，也希望蜀地藉此得到开发，蜀人与秦人尽快融合，早日消除敌对情绪，成为秦王朝的大后方。见效果不错，秦人进一步废除巴蜀文字，在蜀地大力推行小篆。学者童恩正认为，巴蜀是秦国大力推行文字统一措施的第一站。
客死蜀地的军人
与这些移民同时来到蜀地的，是大规模的秦国军队。蜀国新亡，迁徙入蜀的豪强、犯人随时可能造反滋事，并不能令秦王完全放心。在秦王的授意下，秦将陈壮、张若、张仪先后率大军至蜀。不难想象，这支深入蜀地的秦军是秦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然而，令世人感到惊奇的是，在迄今可以查阅的秦国官方史料中，却未曾提及过这支秦军的情况。在秦汉，为国戍守四方的将士往往能得到国家的最高荣誉，为何秦国史官没有记载这批戍守远方的将士?难道他们曾是秦王朝的最高机密?战国时期，秦国军队曾经带着盐和长戈走到了中国许多地方，这支入蜀的秦军显然只是他们中的一小部分。
世人已无法通过史料来获悉这批神秘来客的信息，秦国士兵直到1992年方才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1992年3月，在成都龙泉驿，上百座墓葬井然有序地排列在近万平方米的区域中。墓主的身份很快水落石出，他们正是2000多年前戍守蜀地的秦国士兵。
墓葬分为四个区，可能代表了军队中的不同兵种，朝向正东西方。历史上，墓葬的朝向往往能代表死者临终前的某些信仰与愿望，古蜀人的墓葬就是北偏西朝向故土岷山的。秦在蜀的东北方，显然，这支戍守蜀国的秦军许多人到死都没能回到故土，无休无止的战争耗尽了他们的青春。而另外一些士兵可能不幸战死沙场。他们死后的墓葬一律朝向东方，朝着故乡秦国。
墓坑全部是土穴结构，上宽下窄，墓室凹凸不平，布置得非常潦草。几块椁板象征性地置于墓坑中，所谓椁板，是古代一种连棺材都算不上的葬具，古时无钱下葬的人才用这种简单的葬具敷衍了事。由此看来，秦国士兵的地位并不高。数以万计的秦国士兵来到蜀国，历史并不曾厚待他们，就连死亡后，都只能以最卑微的安葬。
墓葬出土遗物透露了秦国士兵的生前生活。锋利的铜矛是他们的兵器，众多圆底陶罐和尖底盏或许是餐具。锈迹斑斑的“秦半两”零星散落在尸骨旁边，多则二三百枚，少则几枚。“秦半两”是秦王朝的官方货币，这些“秦半两”看来已是士兵们一生的积蓄。墓葬中除了兵器、陶器、钱币，还有镰刀、斧头和凿子。显然，士兵们不但要卫戍蜀地，还需自给自足，从事劳动生产。这并不奇怪，秦始皇曾向岭南派遣过多达50万的戍边部队，这些将士最后几乎通通脱下甲胄，与当地土著融合了。这支来到蜀地的特殊移民，说不定最终也扎根在了蜀地，与蜀人融合在了一起，他们已经入乡随俗，用蜀人特有的圆底罐、尖底盏海吃海喝，一些人还用上了色彩鲜艳的漆器。曾经水火不容的蜀人和秦人此时相互影响，敌对早已成了过去，文化的统一和融合才是战争的根本目的。
一名叫杨悲的士兵
长眠于地下的秦国将士并非全部默默无闻，我们还能叫出一个士兵的名字，“杨悲”。
在墓葬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找到了一枚铜印，印上赫然刻着两个汉字——杨悲，他们猜测，这名叫“杨悲”的士兵可能是秦军军营一名下层文员，每当军中要发布命令时，他便在公文上盖上印章，一来二去，他的名字已经像军令一样为每个士兵所熟识。跟许多士兵一样，杨悲死后也没能回故乡安葬，他的战友将他埋葬在公共墓地，并把这枚伴随了他大半生的铜印一起放了进去。2000多年后，作为千万个秦国戍守蜀国士兵中的一员，杨悲的遗物幸运地令后人想起了这个秦军文员。
在秦王朝长达一个世纪移民政策的驱使下，一批又一批的六国富商巨贾、罪人、百姓来到蜀地，与此同时，负责戍卫任务的秦国军队也一支支踏上了征途。移民们耕作、经商，娶妻、生子，生活很快回到了从前。这些秦国士兵却只能固守在他们的岗位上，征战，和平，征战，和平。一支又一支的秦国军队在战争与和平的特殊轮回中，失去了青春的韶华，成为了孤独的思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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