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司马迁
《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作者不确切，相传为春秋时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司马迁这句话似乎更证明了这种说法。但事实是真的如司马迁所说么?《史记》的记载就一定准确么?其实，司马迁也不是神，《史记》也同样会有纰漏，关于《左传》的记载就是其中的疑点之一。
虽然从小到大，我们都是按照这种说法在学习，但是，《左传》的作者恐怕不仅仅是左丘明。其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左丘明所生活的时代
据现有资料，左丘明并无明确的生卒年记录，只是传言大概与孔子同时。据《论语·公冶长第五》记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这里虽然说的是左丘明，实际却是在说孔子自己。” (《论语正义》)话虽是这么说，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孔子毕竟做过鲁国的大司寇，，他自己同时还“化三千，七十二士”，是一个学派的宗师，门生遍天下。据《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记载，“司寇，官名。《周礼》中六官之一，掌刑狱，春秋时各国沿置``````”其权力相当于现在最高法院的审判长。从社会地位来看，官职是《周礼》中传下来的，孔子能在周文化保留较完整的鲁国做到这个位置，自己绝不会是一个下层民众。这一点，从《论语》中他对待工农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来。在平日里，孔子自己也是自视甚高。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孔子在谈论个人品德修养时还要把左丘明拿出来作例子，从而引出自己，而不是直白的说自己如何如何。这足以说明左丘明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不会比孔子低，所以这就排除了左丘明生活时代晚于孔子的可能。那么，左丘明会不会早于孔子呢?笔者认为此种可能性也不大，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左丘明曾经亲见孔子。”(《〈左传选〉后序》)并且，《左传》也是为春秋所作的传，里面记载了孔子的卒年，而《春秋》又相传是孔子的作品，如果《左传》是左丘明作的话，那么左丘明的年代就不会早于孔子。即使《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凭《国语》(此书为左丘明所作)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杨伯峻也曾经撰文认为“二人为同一时期的人，左丘明在年纪上应该不小于孔子。”(《春秋左传注》)综上所述，笔者也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应该是同一时代的人，前后时间相差不大，同为春秋末期人士。
二、左传所记载的内容
《左传》内容的时间跨度上应该没有太大的出入，一般认为是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四六八年)。曾经有学者著文论述过《左传》的内容，认为《左传》并没有写明“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王伯虎·《〈左传〉作者为左丘明辨》)。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左传》的记述时间并不是截止到哀公二十七年，而是“终于悼公十四年，即公元前四五四年”(《春秋左传集解》)这就大大的有问题了。
首先，不管是哪一版本的《左传》，似乎都是在编年史编到哀公二十七年为止，同时里面有大略记载了这一事件以后的一些事件的发生趋势和内容，比如作者就预知了“三家分晋(公元前四零三年)和田氏代齐(公元前三八六年)”(《〈左传选〉后序》)，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诸侯去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春秋左传注·哀公二十七年》)这就显露了三家分晋的明显痕迹。“悼之四年”的词语表明《左传》确实有可能记载到了悼公十四年，那么，以后的几十年历史发展的趋势或者是事业就有可能以比较隐讳的手法写入哀公这一部分。
其次，从《左传》记载内容的分布上来比较，其书“所记晋事最多，鲁、楚次之，郑、齐又次之，卫、宋、周、吴、秦、越、陈各国更次之”(《中国文化大典》)。这是内容上的又一大疑点。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对自己国家的文献应该相当的熟悉，而且鲁国没有理由不保存很多自己国家的史料典籍。鲁国又是周的“宗国”，有关周的史料也应该保存下来不少。春秋时各国虽多以争霸为目标，名义上总还承认周天子，各国即使再不重视这个天子，也不至于会灭周的典籍，在那个思想百家争鸣的时代，想通过“焚书”来达到思想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话，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会给其他争霸国以“失道”的口实。
高士奇在《左传纪事本末》里也说：“一首王室，尊周也。次鲁，重宗国也。次齐、晋重霸统也``````”如果《左传》着重即在周的话，也还说得过去。可是《左传》所记载史实最多的偏偏不是“郁郁乎文哉”的周，也不是“宗国”鲁国，而是晋。如果说作者是因为“崇霸统”而着重记载晋的话(有关作者的思想后文有专门论述)，那也应该先轮到春秋首霸的齐，齐有鱼盐之利，富甲一方，贸易的流通会带动文化的传播，而且鲁国是齐的邻国，想查找齐的史料应该不会比查找晋的史料困难，而现在的事实是《左传》中记载最详尽的既不是周，也不是鲁，更不是齐，而是晋!至于王室周，反而是处在一个很低的地位上，这是什么原因呢?春秋时期晋国不是发生大事最多的国家，为什么记载最多的是晋国的历史呢?这个问题很值得商榷。
再次，《左传》里记载的内容有误，例如《左传·隐公五年》里，经曰：“公矢鱼于塘。”，专曰：“公将如棠观鱼者``````遂往陈鱼而观之``````”《春秋左传注》说：“又据他书古本有射鱼之事，因谓矢鱼为射鱼。”“矢鱼”是先民们一种捕猎的手段，指的是用箭射鱼，后来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这种捕鱼方法被废弃了，但是这个过程被作为一种仪式保存到春秋时期是有可能的，比如驱鬼仪式“大儺”就保存到了汉代。故而杨伯峻先生在书中的解释是可信的，而《左传》中把“矢鱼”解释为观鱼似乎就是误解。如果《左传》一书由左丘明完成，那么作为曾经亲见孔子的左丘明，在解释史书时出现疑问为什么不去问问孔子?就算不问孔子，那其他的史官们就没有知道正意的么?在鲁国这样一个浓厚的文化氛围下，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史官，左丘明是应该了解各种文章典籍的。
三、《左传》包含的思想
在第一部分中，笔者已经推定了左丘明是春秋时期人。这个时期的鲁国还是保留了相当多的周文化的。孔子曾经就感慨道“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左传选》)“这句话说明孔子做梦都在想恢复周代那个‘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郑天挺·《左传选》)在这样一个尊周尚礼的文化环境下，如果左丘明是一个“叛道者”的话，它会不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史官呢?但是《左传》一书由很多地方都是“讲霸业不讲王道，而孟子讲王道不讲霸业，这完全反映两个不同时代的思想问题”(《左传选》)左丘明既然生活在孔子同时，那么他小时候受的教育应该也是比较正统的教育，他和孔子的思想倾向的差异应该也不大才是。虽然孔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但是这应该指品德学识上的问题，对住这种可能上升为政治立场的问题，终孔子一生也没有任何改变。一代圣贤孔丘尚且如此，那么抱着向贤人学习的态度的左丘明就能“与时俱进”么?当时鲁国所承认的“贤人”绝不会是鼓吹霸权理论的纵横家们，因为他们所坚持的思想主张不符合“礼”。在文化思想上相对保守的鲁国是不会接受这种价值观的。虽然《左传》并不是大段的论述“崇霸统”的思想，但是有好几处都可以看出端倪。
很明显的一处就是《左传·隐公三年》里的记载，他在记载周王室和郑国的冲突时说：“故周、郑交质``````周郑交恶。”“周郑交恶”四字明显是站在一个很可观的立场上说的，据杨伯峻先生说，春秋时期的史官会在记载史料时加入个人的喜好的。那么，从这四个字里就能看出来做这事把周王室作为一个普通诸侯国来看的，因而才不说什么“郑叛周，非礼也”之类的话。而这才是一个鲁国史官所应该具有的政治立场，像上面左传的记载似乎不符合当时鲁国人的思想倾向。
四、左丘明与《左传》的联系
根据前文提出的的种种疑点，我们大概可以推断出《左传》并非是成于左丘明的结论。那么，《左传》是不是于左丘明没有什么关系，属后人假托其名而做的呢?笔者认为可能性也不太大，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还是从《左传》的内容上来入手进行探讨，“左传有时候把相关的几条经文加以合并，写为一传”(《春秋左传注》)。在后世，《春秋》被奉为经典，再修传时一般作者未必敢把几条经文合在一起作解，如果作者在当时有足够的威望来对经进行分类规划，那他还用不用托左丘明之名呢?书中又提到了左传里“有更多的无经之论”，试想，后人对直接史料的接触不会多于前代，在没有足够根据的条件下怎么干给经胡乱加传?
其次，《左传》一书讲霸业而不讲王道，这一点前文提到过。这句话其实是有两层意思的，第一层前面提到过了，另一层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左传开始写作的年代(不是成书年代)!
霸业，这个概念是只在春秋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常见的，到了战国，一般都是谈统一兼并而非争霸了。这是一个本质问题，是又一次思想上的巨大变化。《左传》一书既然还承认霸业，即不反对以争霸为目的的战争，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左传》的写作年代是春秋，最晚也不会超过战国初的几年时间。“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以后，公元前389年即周安王十三年以前”(《春秋左传注》)。既然成书于这一时间段，那写作时间可定是比这时间早，再往前追溯，那就是左丘明所生活的大概时期了。作为一个高级史官，在有生之年参与修撰一本史书还是可能的吧?
综合各种因素，笔者认为左丘明很可能是参与了左传的编写活动的，抑或是与左传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更兼有史学界一直有左传究竟是与春秋同时写就还是后于春秋写就的争论，因此，左丘明参与《左传》的编写是有可能的。但是，根据前文的种种质疑以及对左传成书时间的推断，《左传》又不会是左丘明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应该是他起草了开头或参与了一部分左传的写作，他只是众多编写者之一，这样，《左传》才可能在他去世之后继续编写(根据前文推断，左转成书最早也要比左丘明的时代晚60年，左丘明能生活到那个时候的可能性不大)。至于为什么后世都传言其为左丘明所撰，笔者认为，中国自古就有把一个团体或势力具象化、个人化的习惯，便于明确目标进行论述。中国共产党在国内解放战争时期就提出过“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这里的“蒋介石”绝不单指蒋中正这个人，这里的“蒋介石”实际上是代表了整个腐败的国民政府。将它具象化为“蒋介石”有利于团结民众，明确斗争目标。同理，古人在讲解、传授《左传》是也不能将左传的作者一一列举，左丘明可能是他们之中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为了方便起见，后人就将“左丘明为《左传》”这一说法传诸后世了，而其他的作者，很可能已经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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