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穆公在“春秋五霸”之中，算是一个不尴不尬的角色。他“灭国十二，拓地千里，遂霸西戎”，为秦国的雄起作了扎实的铺垫，也算是个实力派了。然而，若据实考察，似乎又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他的事业仅局促于西北一隅，没有像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那样充当过中原霸主。
秦穆公之所以没有能成大气候，固然有种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如在他出道的时候，齐、晋、楚已蔚为大国，中原这块大蛋糕已基本上被他们分割完毕。秦国又长期僻处西北一隅，中原诸侯“戎翟遇之”，想要入局争霸，困难之大，可想而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点机会也没有。假如秦穆公战略高明，战术对头，也许还可以有一番大作为。但问题是，秦穆公计不及此，因而在春秋五霸中也就只能充当配角了。
秦穆公在位近四十年。平心而论，他为秦国的崛起与发展还是力所能及地做了不少工作，如四处延揽人才，扎扎实实发展经济，大刀阔斧扩充军备，今曰东征，明天西讨，使得秦国的势力迅速扩展到渭水流域大部。拥有了比较雄厚的资本，他自然希冀带领秦国走出关中，挺进中原，称霸诸侯。
可惜的是，秦穆公的战略措施跟他的战略目标南辕北辙。按照秦穆公的如意算盘，秦国东进的战略步骤是：先想方设法同晋国搞好关系，对晋国的政局施加影响，通过缔结婚姻、提供援助等手段，逐渐控制晋国。得手之后，再兵出崤函，从容图霸。于是乎，他趁着晋国内部发生骊妃之乱、政局动荡之机，加大力度干预晋国的内政，操纵晋国国君的废立。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的先后登基加冕，其实都是由秦穆公在那里策划导演的。尤其是在晋文公身上，秦穆公投入了巨大的本钱，先进行武装干涉，从晋怀公手中替晋文公夺得政权，接着又把自己的女儿文嬴下嫁晋文公，延续所谓“秦晋之好”，希望借助政治联姻，笼络住晋文公，让他成为秦国争霸中原的过河卒子。遗憾的是，秦穆公忘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既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不变的利益。他自以为对晋文公有过恩惠，又是晋文公的岳父大人，晋文公掌权后总该顾及一点翁婿情面，又哪里知道，为了利益，父子反目、手足相残尚且司空见惯，翁婿关系又值几何!况且秦国要想染指中原，争夺霸权，就势必渡过黄河，锐意东进;而晋国要独霸中原，号令诸侯，又势必要紧紧关上秦国东出的门户，将秦国的势力范围死死框定在西北一隅。这样，两国之间就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根本性的利害冲突，秦穆公的战略构想注定是一厢情愿，好梦难圆。
事实也正是这样。晋文公爬上宝座后，一门心思追求“取威定霸”，丝毫没有让秦穆公昔曰的恩情束缚住自己手脚。秦穆公到这时候才发现，自己以前所花费的心血都付诸东流了。他三助晋君的努力，结果只是加速了晋文公成为天下霸主的进程;他多次参与盟会，多次投入军事行动，也只是替晋国的争霸扫清道路而已。假如秦穆公的战略失误只是走到这一步，也还不算是血本无归，但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秦穆公接下来的所作所为。他居然利令智昏，想以小搏大，用武力来达到政治、外交所未能实现的目的。晋文公在世时，秦穆公深知对手的厉害，还不敢轻举妄动。谁知机缘凑巧，晋文公死在前头。于是，他趁晋文公易篑之际，大起三军，偷越晋国境土，去袭击郑国，企图占领地处天下之中的战略枢纽，作为自己称霸中原的前进基地。但劳师袭远，兵家大忌;背信弃盟，庸人短视。结果是郑国没有打下来，反而在崤山一带让晋国的伏兵杀得大败，三百辆战车全部被毁，“匹马只轮不返”，三位主将悉数做了晋军的俘虏，秦晋之间保持多年的传统友谊也随着崤函山谷中厮杀声的回荡而烟消云散。更为糟糕的是，秦穆公撞了南墙仍不回头。为报崤山惨败之仇，他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找晋国的晦气，结果越输越惨，在彭衙之战中再次让晋军杀得一败涂地，惨不忍睹。尽管他后来转而同楚国结盟，企图通过南北夹击，把晋国从中原霸主的宝座上掀下来，但这么做，除了让楚国“渔翁得利”之外，对自己实现霸主梦半点帮助也没有。
秦穆公的战略眼光如此差劲，着实让人觉得可惜。在春秋争霸大战中，以秦穆公的“雄才”，如果再具“大略”，秦国应该不难加速东进的进程。无奈他有雄才而无大略，虽勉强混迹于“春秋五霸”之列，但毕竟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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