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学术思想
清代的思想文化，多继承明末的思想遗产，丰富绚丽，流派众多，人才辈出，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清初，一度产生幼弱的民主启蒙思想，但由于生产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清朝的思想高压政策，进步思想未能得到正常发展，思想文化界仍不能冲出儒家的樊笼。
清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活跃、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出现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为代表的许多杰出学者(明末思想家)。他们经历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和清兵入关的变乱时代，身受亡国破家之难，认识到明王朝的腐败和封建理学的虚伪空疏，以犀利的笔锋、奔放的热情，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宣扬经世务实的思想，治学严谨，勇于创新，阐发了深刻而新颖的政治观点、哲学观点，开创了与宋明理学相对立的新思潮、新学风。
黄宗羲、唐甄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方面走在最前列。他们所著《明夷待访录》、《潜书》，论证了专制君权的起源和实质，揭露了历代专制帝王的昏淫残暴，并希望通过学校议政，加强法治或实行地方分权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这虽然是难以实现的幻想，但他们的言论，如电掣雷鸣，震撼了窒息已久的思想界。顾炎武提倡务实致用，“多学而识，行必有果”，并注重调查研究，广求证据，开辟了新的治学途径。颜元讲求“实学”，强调“躬行践履”，主张讲求功利，匡时济民。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有力地影响了后世的学风。王夫之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传统，批判了“道在器先”、“道本器末”的唯心论，精辟地指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就是说离开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就无所谓规律、理念。他又指出自然界和社会是“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发展过程，初步用辩证的观点去观察世界，研究事物，把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他还解释天理和人欲的关系，说“私欲之中，天理所寓”，肯定了人们的合理欲望。方以智也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并和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清初思想家在历史学、地理学方面也做出了贡献。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在他的影响下，继者踵接，如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及稍后的章学诚，形成了以研究历史著称的浙东学派。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论列山川形势、城邑关津、古今变易，开地理研究之先河。以后胡渭、阎若璩、顾祖禹、齐召南均曾致力于历史地理的研究。
清初思想家对现实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们大多数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同时对清朝奉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口诛笔伐，指责理学家是“奴君子”、“优孟衣冠”、“亡国之学”、“祸烈于蛇龙猛兽”。他们健笔凌云，激扬风气，尽情鞭挞封建末世的诸多弊端，提出新颖的见解，使当时的思想界十分活跃。
清前期的文化政策
清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尚不能使思想界得到充分发展。当清朝重建起封建政治体制，加强了对思想的控制，后继的思想家们也不得不随之转向。如阎若璩、胡渭继承了清初务实的学风，博学多识，不尚空谈，而研究方法则趋细密，只在诠释古籍、辩别真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阎若璩考证《古文尚书》为伪书，胡渭考证《河图洛书》为晚出，廓清了封建学术界长期的迷信盲从，但在清朝的高压政策下，埋头古籍，变得谨小慎微，失去了前辈思想家那种干预现实、评议朝政、臧否人物的战斗精神。
清朝为了巩固思想统治，笼络知识界，大力尊孔崇儒，给孔子加上“大成至圣先师”的尊号。儒家思想是理政、治学、处世、待人的标准，程朱理学又被视为孔子的真传、儒学的正统，因此朱熹备受尊重，四书及五经中的一部分均以朱熹的注释为准。清朝的统治安定以后，大规模编纂书籍，最著名的有《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和《四库全书》(七万九千余卷)。《四库全书》收集历代经、史、子、集各类书籍三千四百余种，其中有很多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已经失传的书籍，包罗宏大，丰富浩瀚，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之总汇。但在编纂过程中，清政府对全国图书作了一次大检查，大批书籍被认为对清朝统治不利，归入悖逆、违碍之列，遭到销毁或篡改。
除了传统的儒学以外，很多外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包括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医药、地图绘制、武器制造、绘画、建筑等等，编写了一些书籍。康熙帝本人还学习过西方科学，但清廷未用力提倡，知识界沉溺在儒家经典中，不了解西方科学的内容和价值。
清朝对文化思想的控制十分严厉，发生了许多次文字狱，惩治极重，株连极广。康熙时有庄廷鑨《明史》案，雍正时有吕留良、曾静案。乾隆时，文字狱更多，获罪的人大多是下层知识分子。他们或腹有牢骚，爱发议论，或僻居乡村，不知忌讳;或乱上条陈;或吟诗作文，用字不慎，都招来了杀身破家之祸。这些案件多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滥杀无辜，以确立封建专制统治的淫威。哪里发生了重大的文字狱，地方官也要受处分。因此官吏们稍见文字违碍，即捕人抄家，罗织罪状，株连宁多勿少，处理宁严勿宽。文人士子，惴惴自危，不敢议论当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也不敢编写历史、研究现实，只得埋首故纸堆中，消磨智慧和志气，使知识界思想麻木，万马齐喑。文字狱造成了严重的恐怖气氛，对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有害的。
汉学的兴起
由于清廷文化政策的严格控制，知识分子既不满于作为官方哲学的理学，又不敢评论政事、研究实际，只得把智慧和精力专注于整理、注释古籍。乾隆时，汉学兴起。这一学派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考其真伪，正其讹误，辨其音读字义，校勘异同。他们做了许多踏实的基本工作，消除了古代典籍在长期流传中产生的错漏、误解和故意的篡改。在治学的态度、方法上，强调博学多闻，尊重客观事实，力戒主观武断，运用归纳法，重视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明理学读书但观大意，随意发挥，游谈无根，注重内心修省的弊病。
汉学中有两大派别：①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尊信和固守汉代儒者的说经。他们认为，汉人离古不远，遗说尚存，要弄清古代圣贤的经典，必须遵循汉儒的注疏诠释。惠栋专精《周易》，对汉人的遗说搜辑研究甚勤，而较少发挥自己的见解。所以这一学派被统称为“汉学”，以与专治理学的“宋学”相区别。其他学者有沈彤、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钱大昕，他们都是苏州附近人，故称“吴派”。吴派的宗旨被认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其中钱大昕的学术成就较高，能稍稍摆脱墨守古训的痼疾。②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治学宗旨和研究态度与吴派相似，不同的是戴震等有自己的见解和是非标准，并不专崇汉儒。戴震学问渊博，识断精审，擅长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数学等。他还和其他汉学家不同，写了许多“义理”文章，阐述唯物主义思想，发挥人性论和理欲说，正面与“宋学”对抗。他认为，“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要求，应该在理智的指导下，合理地得到满足，这就是“善”;反对理学家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指出程朱理学把老百姓的“饥寒愁怨”、“常情隐曲”都说成是万恶的“人欲”，因而抹煞了群众正当的生存要求，是残忍而虚伪的说教。又指出，理学家所说的“天理”，并不是真理，而不过是主观偏见，是强者欺凌和压迫群众的口实。他沉痛地喊出了“后儒以理杀人”的呼声。戴震的弟子与后辈多安徽和扬州附近人，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洪榜、汪中、焦循、凌廷堪、阮元等，各在自己的专门领域中做出了贡献。乾嘉之际，汉学大盛，治经、考史、文字、声韵、天文、历算、地理、金石以及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版本等学蔚起，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汉学家具有比较踏实的科学态度，发展了客观而精密的研究方法。但是他们的研究领域狭小，局限在儒家经典的范围内，不接触现实，不研究自然科学、生产技术，也不敢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研究的方法陷于孤立、静止，缺少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和运动中去考察，注意微观研究，忽视宏观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虽然对古代典籍爬梳考证，做出了成绩，却不能提供新鲜理论和有系统的思想体系，也不易接受、消化西方刚传来的科学技术。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个新的学派开始兴起，这就是清今文经学。其代表人物有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下及龚自珍、魏源。主要研究对象虽仍是儒家经典，但主张通经致用，留心实务，议论政事，强调变革，形成了区别于汉学的新学风。
清前期的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
清代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新的成就;并开始接触西方科学技术，但远远落后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
文学艺术
明清之际，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深刻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清初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如诗人屈大均、陈恭尹、顾炎武、归庄、钱澄之，他们的篇章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坚强的斗争意志，抒发亡国之痛，诗风激昂。另外一些著名诗人，如钱谦益，诗作凝练工稳，主张自写胸臆;吴伟业，风格典雅华丽，哀婉沉郁，多以明清间的史事作题材。稍后则有王士禛标举“神韵”之说，其诗清新流畅，多年雄踞诗坛。他的反对者赵执信，诗作劲拔峭刻。词人则有豪放苍劲的陈其年，婉约清丽的纳兰性德，声律工整的朱彝尊。散文家有侯方域、魏禧、汪琬等，文笔生动流畅，善于叙事记人。清初的戏曲界，有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堪称双璧。前者写兵荒马乱中封建帝妃的爱情故事和生离死别，后者写南明的兴亡历史和名士才女的悲欢离合，都深沉地寄托了亡国的哀痛。这两部剧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清代中期，著名诗人有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等。沈德潜主张“格调说”，认为作诗应平和雅正，怨而不怒，其诗多歌颂升平之作。翁方纲主张“肌理说”，以学问入诗。袁枚主张“性灵说”，重视个人的感受，强调性情和灵感的作用，开新鲜独创的诗风。文章则有方苞、姚鼐的桐城派，倡导古文义法，主张文以载道，要求文章的内容有益于世道人伦，又发展了作文的技巧，讲究气势、条理、修辞、音节等等。桐城派的古文对后世影响甚大。
清代文学成就最大的是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借妖狐鬼魅，写世态人情，故事曲折，形象生动，文笔优美，寓意深远，为人民群众所喜爱。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笔锋犀利，讽刺深刻，揭露了科举制的弊端和知识界卑劣丑恶的阴暗面，反映了封建末期的政治腐败和文化、道德的沦丧。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最优秀的古典小说，它围绕着贵族家庭中爱情悲剧的主题，展示了宽广的、丰富多采的历史生活的画卷，塑造了形形色色、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歌颂了个性解放与坚贞的爱情，有力地批判了封建的纲常伦理，预示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和必然灭亡的命运。
清代的绘画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流派林立，名家辈出，色彩缤纷，富于创新。清初四僧，即弘仁、髡残、石涛、八大山人，笔意高远，画风苍劲，很有革新精神。画坛正宗，推“四王恽吴”，即王时敏、王鉴、王原祁、恽寿平、吴历。他们师法黄公望、董其昌，发展了传统的文人画，或工整明丽，或高旷秀逸，或深厚沉雄，各极其致。清中叶，有“扬州八怪”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郑燮、李方膺、罗聘，师法自然，风致高逸，随意挥洒，不拘成格，极富情趣。还有西方来中国的画家郎世宁，供奉内廷，在西洋画法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画的特色，创作了许多描写战功、朝会和人物的画幅。
科学技术
在科学技术这领域，清代是个盲点。因为清代的官方和学术界都不重视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故这方面的成就不大，和同时代的西方国家相比，落后甚远。明末清初有不少外国传教士传来了西方的科学，虽有某些影响，但并未得到重视，没有传播推广。清中叶，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外国传教士中止来华，从此，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阻隔。清代科学技术的落后是中国贫困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有清一代，在某些传统的科学技术领域中比前也有所进展。
在历法方面，清初废弃了沿用已久、误差渐大的传统的《大统历》，改用利玛窦、汤若望等编著的《时宪历》，吸取了西方的天文理论和计算方法。这是中国最早跨入近代科学的一个领域。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王锡阐、梅文鼎等颇能中西兼采、潜心天算，做出一定的成绩。以后西学的输入中断，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许多已经失传的古代算书，于是古算学的研究一度发展。
另一受西方影响较大的是地图测绘学。康熙、乾隆时，国家统一，版图巩固，始绘制全国和各地的地图，派人到各处实地测量。外国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和中国学者何国宗、明安图等参加了这项工作，采用西方经纬度定位和梯形投影的方法，所制地图居当时世界水平的前列。
在器械方面，也引进了西方的制造技术。传教士曾为清廷造过不少大炮。康熙时，戴梓发明了连珠铳、冲天炮，颇具威力。但中叶以后，国家承平，只强调刀矛骑射，不重视火器的改进。中国不乏聪明才智之士，能制造各种精巧的器具、机械，如眼镜、望远镜、温度计、钟表、水车，但这种研究和制作，被视为奇技淫巧，得不到提倡和推广。 农业方面，清代有《授时通考》、《广群芳谱》、《补农书》等著作，详细论述了各种作物的栽种和农业生产技术。
医药学方面，有名医徐大椿、喻昌、柯琴等，对古代医学典籍的注释作出了贡献。叶天士、吴瑭等开创了温病学派，治疗各种热性病症，颇有效验。王清任、王维德在外科领域进行探索，对人体脏腑的结构、部位以及痈疽病毒有一定的研究。
建筑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宫殿、园林、寺庙、宅宇、城垣的建筑，盛极一时。或雄伟庄严，或富丽典雅，彩绘藻饰，光彩照人，庭院草木，错落有致。著名匠师梁九、雷发达均有高超的设计和施工技艺。外国传教士蒋友仁、王致诚等带来了西方的建筑技术，设计了圆明园内西洋楼、大水法等建筑群。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发生、发展
随着新经济、新阶级的出现以及国外科学、文化的传入，中国的知识界也发生急剧的变化。鸦片战争时，个别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针对中国闭关锁国、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弱点，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了解外情，仿造外国的枪炮军舰。此后，知识分子中要求学习外国、进行改革的思潮日益高涨。戊戌变法以前，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有薛福成、马建忠、王韬、容闳、郑观应、何启等人。他们有的游历外国，有的居住香港、上海，较多接触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他们不仅主张仿造或购买外国的坚船利炮，提倡开工厂、兴矿业、筑铁路、设学校、译书籍，并且主张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作某些改革。他们提出“重商”，宣称“商”是富国强兵的关键。他们所说的“商”，包括以对外贸易为中心的整个工商业，即是要求发展本国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促进出口，堵塞对外贸易的巨大漏卮。他们又认为中国的落后和贫穷是由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政治关系不正常，专制君主政府和不当权的绅商以及人民大众之间矛盾尖锐，隔阂太深，希望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放松控制，重视舆论，缓和上下矛盾，让中下层的绅商分享权力。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书立说，提出许多改革措施，向统治者进言献策，是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但他们寄希望于封建当权派的自动改革，缺乏推行改革的力量和实际手段。
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使改良主义的思潮进一步高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维新运动，其主要代表有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康有为除多次上书要求变法外，并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他利用“今文经学”，议论时政，抨击受历代统治者尊崇的古文经典，反对墨守成规;又以孔子“托古改制”为变法寻找根据。他写的《大同书》(原名《人类公理》)则为未来社会描绘了美好的蓝图。严复除写作一批政论文章反对封建政治和文化，曾翻译了《天演论》、《法意》、《原富》、《群学肄言》等，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学说。特别是《天演论》一书，发挥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加进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大声疾呼如不变法图强，必将遭到弱肉强食的命运而亡国灭种，这对知识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谭嗣同是维新派中最激进者，他在《仁学》中猛烈抨击封建的纲常伦理，指出“君为臣纲”最黑暗而无人理，号召冲决纲常名教的网罗，矛头直指清朝专制主义的统治。梁启超以清新犀利的笔锋写《变法通议》，阐述变革的必然性和迫切性，号召向西方学习，并主张伸民权，设议院。这些思想家和他们的著述、译作，在社会上发生很大的影响，形成一个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
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和新学的传播
工厂企业的兴办，资产阶级的形成，列强瓜分的危机，戊戌变法的推行以及西学的传播，都促成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特别在科举考试废止以后，读书应试、入仕做官的传统途径被堵塞，知识分子或进学堂攻读，或到外国留学，受西学熏陶的知识分子迅速增加。光绪三十四年，全国学堂达四万七千所，各类学生一百三十万人;留学生的人数也很多，例如这一年赴日本的留学生有八千人，次年增至二万三千人。早期的近代知识分子是从封建士子转化而来，但又和旧士子不同。近代知识分子是在国家危亡的形势下产生的，他们大都关心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要求独立富强，富于责任心和政治敏感性，热心变革，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们又接受外国科学、文化的影响，活跃、开放、勤奋。尽管他们初步接触西学，水平不很高，但他们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坚信能够找到救国的真理。科举仕途被切断以后，近代知识分子有了更为宽广的出路：有的参加政治运动成为革命派或立宪派;有的致力教育事业，学习科技工程、医学，办工厂、开矿山，从而成为教育家、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近代知识分子是政治运动的先锋，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桥梁。但他们又和封建的传统儒学有血缘关系，头脑中的新思想和旧思想并存。他们和劳动群众缺乏联系，实践能力差，政治上不够成熟，在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时容易悲观消极，或者跟不上时代而落后。
随着近代知识分子的增长，西方的思想迅速传播，在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形成西学和中学、新学和旧学的尖锐对立。
自然科学最早受到重视，是由于洋务运动中造船、制械、设厂、开矿的需要。江南制造局、北京同文馆、上海广学会翻译了一大批自然科学作品。数学、天文、地质、地理、医学、机械以及声、光、化、电等科技书籍的出版，蔚为风气。当时出现了最早一批科技人才，如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化学家徐寿，工程师詹天佑等。20世纪初的留学生中也有不少攻读科学、技术、医学的。尽管科学刚刚传入，中国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外国，但毕竟冲破了封建社会传统的知识结构，注入了崭新的内容。
学术研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宋明理学和乾嘉汉学都已走到了路的尽头，一批既有旧学根基又受西方影响的学者，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即章炳麟)、蔡元培、王国维等脱颖而出。他们研究哲学和政治、历史、文学，开始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方法，在总结和批判传统学术，开拓新的研究途径方面作出了贡献，在他们的推动下，进化论，天赋人权思想，平等、共和学说，真、善、美观念，不胫而走，为沉闷、静止的知识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
在文学艺术方面，黄遵宪等倡“诗界革命”，反对陈腐的“同光诗体”，在诗歌的内容、题材、技巧上均有所创新。随着形势的演变，以后又出现了宣传反清的爱国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梁启超提倡小说，把它作为揭露黑暗、改造社会的手段。清末的谴责小说风行一时，出现了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等作家。还有林纾、曾朴等致力于翻译外国小说，许多世界名作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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