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的发展，南方经济水平的提高汉光武帝刘秀在国内统一战争中，利用农民战争造成的有利形势，于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38)连续六次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令。诏令规定：凡属王莽代汉以来吏民被没为奴婢而不符合汉法的，青、徐、凉、益等割据区域吏民被略卖为奴的，吏民的妻子遭饥乱被卖为奴而要求离去的，一律免为庶人;奴婢主人如果拘执不放，按汉“卖人法”和“略人法”治罪。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又连续颁令：杀奴婢的不得减罪;炙灼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免被灸灼者为庶民;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西汉后期和王莽统治以来，“卖人法”和“略人法”已成具文，收孥相坐律得到恢复，奴隶问题的严重性增加了。光武帝的这些诏令，体现了农民战争对奴隶制残余的扫荡，也起了动摇青、徐、凉、益等州割据势力的作用。
光武帝对于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解决办法。东汉的土地兼并和人口荫附问题，一开国就很严重。以光武帝为首的新的统治者本来是大地主集团，此时更是凭借政权，进一步搜括土地，占夺人口，都城洛阳地区和光武帝家乡南阳地区特别严重。但是在农民战争之后，腐败的政治有所更新，农民处境多少有了改善，因而农业和手工业得以向前发展。
东汉时的农业生产比西汉时有了提高。北方出土的东汉铁农具锸、锄、镰、铧等，数量之多，大大超过西汉。犁的铁刃加宽，尖部角度缩小，较过去的犁铧坚固耐用，便于深耕。大型铧比较普遍，其他农具，一般也比过去宽大。东汉出土的曲柄锄和大镰，便于中耕、收获。回转不便的耦犁(二牛抬杠)，在某些地方已被比较轻便的一牛挽犁所代替。比较落后的淮河流域和边远地区，也在推广牛耕和铁铧犁。南方的蜀郡发展了蚕桑业。长沙、桂阳、庐江等郡，蚕桑业也在逐步推广。
黄河的修治，是促进东汉前期北方农业恢复和发展的一件大事。平帝时黄河决口，河道南移，河水大量灌入汴渠，泛滥数十县。东汉初年，国家无力修治;河北的官僚地主为了使自己的田园免除河患，乐于以邻为壑，又力阻修治汴渠。因此黄河以南的兖、豫等地人民，受灾达六十年之久。明帝时，以治水见长的王景和王吴，用堰流法修作浚仪渠。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与王吴又率卒几十万修治黄河、汴渠。王景、王吴在从荥阳东到千乘(今山东高青)海口的地段内勘察地势，开凿山阜，直截沟涧，疏决壅积;还在汴河堤上每十里立一水门，控制水流。他们用这个办法终于使河汴分流，消除了水患，使黄泛地区广大土地重新得到耕种。河工告成后，明帝把滨渠下田赋与贫人，不让豪右独占。
关东地区以至于长江以南，陂池灌溉工程也陆续兴建起来。鲍昱继续修整，用石闸蓄水，水量充足。南阳太守杜诗修治陂池，广拓土田。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今北京顺义境)引水溉田，开辟稻田八千多顷。章帝时，王景为庐江太守，修复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境内得以丰稔。在芍陂旧址，曾发现一处东汉时的以夹草泥土修筑闸坝的水利工程遗存。江南的会稽郡在稍晚的时候修起了镜湖，周围筑塘三百多里，溉田九千多顷。巴蜀地区的东汉墓葬中，有许多池塘、水田的陶制模型出土，池塘和水田之间，连以渠道，这是巴蜀地区水利灌溉发达的实证。广东佛山也有水田模型出土。各地兴复或修建的陂湖渠道还有不少。
最晚到两汉之际，中国已出现了水碓，据说它在谷物加工方面的功效，比用足践碓高十倍，比杵臼高百倍。东汉末年，出现了提水工具翻车、渴乌，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
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农产品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据《九章算术·衰分》命题，一亩产粟二斛，当符合东汉初年实情。《东观汉记》记载，章帝时张禹在徐县开蒲阳旧陂，垦田四千余顷，得谷百万余斛，每亩产量在二三斛之间。汉末仲长统在《昌言》中谈及当时的农田亩产量和租率时说：“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所谓亩产三斛(斛指小石，一石合二市斗;亩产三石合每市亩产粟二百八十一市斤)，比《汉书·食货志》所记西汉的亩产量高很多。如果是有水利灌溉的土地，产量即更高:“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史籍所记东汉户口数和垦田数都比西汉的最高数字略少，这是由于东汉地主隐匿的土地和人口大大超过西汉，不能据以判断东汉农业水平。
东汉初年，各地原有铁官多未恢复，不少人私自冶铁铸器。南方地区也逐渐出现了冶铁和铁器制造业。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县)的耒阳出铁，别郡的人常聚集在这里冶铸;卫飒任桂阳太守，上章请求于耒阳置铁官，罢斥私铸，每年增加收入五百余万钱。章帝时曾拟全面恢复盐铁旧制，没有成功。和帝即位，正式罢盐铁之禁。从此各地私铸日盛。东汉铁器出土地点远比西汉为多，除北方外，今南京、杭州、绍兴、南昌以及一些南方腹地都有东汉铁器出土。这个时期，主要兵器全为铁制品，铁兵器外形也比西汉时期加大。大地主大商贾公开制造兵器，质量比官器要好。铁制的生活日用品，在南北各地也多有发现。这种种情况，说明铁器的使用已遍及于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也说明铁的总产量比过去大为增加。东汉初年，杜诗在产铁地南阳任太守，他推广水力鼓风用的水排，铸造农器，用力少，见功多，是冶铁技术史上一项重大改革。
炼铜和铜器制作，在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很发达。广汉、蜀郡、会稽以及犍为属国的朱提县堂狼山(在今云南昭通)等地，都有兴盛的铜器制作业。广汉、蜀郡的官府作坊仍有一定规模，但是私人作坊所制铜器，数量更要多些。朱提堂狼的铜洗，会稽的铜镜，历代出土都很多。铜镜远销国外，日本、朝鲜多所发现。此外蜀郡、广汉的漆器生产也有发展，出土漆器数量很多，也远销国外。北方各地品种繁多的精美丝织品，其质量在西汉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提高。东汉末年，成都织锦开始发达起来。此外，出土东汉画像砖表明，巴蜀地区人民此时已经利用火井煮盐。
东汉时期，在官府手工业和官府工程中，大量使用刑徒劳动。此前，在秦始皇陵侧，汉景帝阳陵附近，分别有秦和西汉刑徒墓出土，但是墓地小，不能同东汉相比。洛阳城南的东汉刑徒墓，在已发掘的一小部分墓地上，就有五百多座。死者躯体上下有砖，刻有狱名、刑名、姓名、死日等内容。死者绝大多数是青壮年，可以想见他们生前所受的非人待遇。
东汉时期，北方的通都大邑，商业仍然发达。首都洛阳在今洛阳市东，东西约汉六余里，南北约汉九余里，与今实测城周长一万三千零六十米之数相近。洛阳地处中原，交通便利，是东汉商业最发达的城市。豪强富室操纵了大商业，船车贾贩，周于四方，货物积贮，满于都城。他们还大放高利贷，所取利息可以和封君相比。这个时期，百郡千县，市邑万数，都卷进了商品流通范围。官僚贵戚凭借权势，不仅大规模地从事内地贸易，还从事西域贸易国外和贸易。窦宪曾寄人钱八十万，从西域购买杂□十余张;又令人运杂采七百匹，白素三百匹，以市月氏马.从建武十六年(公元40)开始，东汉重铸五铢钱，其时商品流通量加大，而政府铸币能力却不够。货币数量既不能满足需要，质量又很低劣，所以市场比较混乱。整个东汉时期，缣帛和谷物都具有货币职能，在流通中起辅助作用。
东汉经济中，值得注意的是南方水平显著提高，这在上述农耕、蚕桑、水利、铜铁冶炼、铜器制造和火井煮盐等方面都有表现。与此同时，北方人口显著减少，而南方人口却大量增加。据《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约略比较，扬州人口概数从三百二十一万增加到四百三十四万，荆州从三百七十四万增加到六百二十七万，益州从四百五十五万增加到七百二十四万。其中荆州的零陵郡增加了七倍多，长沙郡四倍多，桂阳郡三倍多。南方户口增加，除了本地孳生率提高和北人南移的原因以外，还由于南方各族人民大量成为东汉的编户。今云南地区当时人口增加五倍之多，主要当即东汉时“徼外蛮夷内附”的直接结果。丹阳、豫章、长沙、零陵、桂阳等郡人口增长，自然与越人、蛮人成为东汉编户有关。桓帝时抗徐试守宣城长，把深林远薮中“椎髻鸟语”之人大量移徙县城附近，就是一例。南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南方人口的增长，也是南方各民族社会进步和封建经济领域在南方逐渐扩大的表现。南方经济的发展，使东汉后期得以屡次调拨荆州、扬州的江南各郡租米赈济江淮地区和中原灾民。明帝永平年间，东汉王朝发徒两千人，重开今宝鸡与汉中之间的褒斜道，并在沿途修建驿亭桥阁，便利了益州与中原的交通。据《华阳国志》记载，东汉府库充斥西南财货，朝廷也多西南人才，可见益州同扬州、荆州一样，在东汉的政治、经济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不过益州富在蜀郡，巴郡则还相当落后。
光武帝对豪强地主武装的妥协 封建经济的发展，在西汉后期导致了豪强势力的扩张。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豪强。南阳郡和河北诸郡响应刘秀的人，多是拥有宗族、宾客、子弟的豪强地主。刘植、耿纯以私兵随刘秀，成为东汉开国勋臣，他们在病危时都指定子侄代统营众，不愿放弃私家武装。在农民起义军所至的地区，豪强地主多聚众自保，待机渔利，如刘秀母舅南阳樊宏作营堑以待刘秀;京兆第五伦聚宗族邻里依险阻固，抗拒赤眉;南阳族姓冯鲂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观望等待。这些豪强地主都先后归附刘秀，成为刘秀的有力支柱。
那时，也有许多拥有武装的豪强地主，称为兵长、渠帅，雄张乡土，抗拒政令。例如建武初年，赵魏豪右到处屯聚;清河大姓赵纲起坞壁，缮甲兵，为害一方;北海大姓夏长思囚太守，据城池，等等。这种人既不愿放弃自己割据乡土的武装，归附刘秀，又无力建号自守，与东汉统治集团公开抗衡。刘秀除了用武力削平一批之外，尽量采取安抚的手段对待他们，企图以官爵相诱，不战而使他们降服。建武二年(公元26)，冯异代邓禹取关中，刘秀告诫冯异不要用略地屠城的办法，要力求作到平定安集。他还具体指明，营堡降者，遣渠帅谒京师，散小民归农桑，坏其营壁使不能复聚。冯异如令而行，平辑关中。
但是在东汉建国以后的十余年中，兵长、渠帅的活动迄未停止。他们散在郡县，威福自行，权势胜过官府。小民得罪天子，不过身死，得罪这些兵家，往往要灭门绝族。在光武帝的军事压力下，这些兵长、渠帅各生狐疑，他们彼此联系，拥众戒备，长期不散。所以，尽管全国统一战争已经结束，地方豪强势力仍然嚣张，东汉统治还不巩固。
针对这种情况，光武帝在建武十五年采取了新的措施。他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和户口年纪，名为度田。度田的目的，除为了掌握确实的名籍和田数，以增加赋税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图通过户口年纪的检核，以控制和解散豪强武装。但是州郡官吏畏惧豪强，不敢对他们推行度田，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躏农民。农民被驱聚田中，遮道啼呼。光武帝以度田不实的罪名，处死了诸郡守十余人。接着，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到处攻劫，杀害长吏。郡县出兵追讨，他们就解散，郡县撤兵，他们又屯结起来。这实际上是大姓兵长对度田的抗拒。光武帝发兵威胁他们，把捕获的大姓兵长迁徙它郡，赋田授廪，割断他们与乡土的联系。经过这次斗争后，豪强武装转为隐蔽状态，形势相对缓和了。度田与案比(案户比民)的制度，在形式上成为东汉的定制，但实际上无法真正实行。 度田以妥协告终，豪强势力并没有被根本削弱，土地兼并仍在继续发展，广大农民生活痛苦，怨气满腹。在这种情形下，光武帝忧心忡忡，甚至不敢贸然举行封禅大典，说是不敢“欺天”。
明、章、和帝时，社会经济虽然向上发展，但农民弃业流亡，“裸行草食”的现象依然存在。明、章、和帝不得不屡下诏令，以苑囿地和郡国公田赋与贫民耕种。有时还要给予种粮，蠲免租赋，以缓和农民的不满。大地主的田庄 豪强地主虽然有很多人经营大商业，船车周于四方，但是他们势力的基础，是他们的大田庄。光武外祖南阳樊重的田庄，高楼连阁，陂池灌注，竹木成林。田庄里种地三百顷，还放牧养鱼。田庄经营丝麻手工业，自制各种器物，据说“巧不可言”。田庄内部“闭门成市”，基本生活所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必仰赖田庄外面的市场。在出土实物方面，四川各地的画像砖，刻画着地主宅院外面的稻田、池塘、山林和盐井;山东滕县宏道院的画像石，则表现了地主田庄中冶铁的情景。这些资料，说明地主田庄经济力量的强大和很高的自给自足程度。至东汉后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他们可以荫庇自己的宗族、宾客作为依附户，依附户不用向国家缴纳赋税和服徭役。
东汉后期，《四民月令》一书，是地主经营田庄的家历。从书中所记的种植时令看来，它主要是根据中原地区特别是洛阳一带的田庄情况写成的。《四民月令》的资料，说明地主田庄中种有许多种类的谷物、蔬果、竹木、药材和其他经济作物，饲养各种牲畜，还有养蚕、缫丝、织缣帛麻布、染色、制衣鞋、制药、酿酒醋、作酱等手工业。田庄主为了盘剥农民，除了放贷以外，还在各种产品的收获季节分别收购这些产品，而在农民需要种子、食物、绢布的季节把这些物品卖出去，以图获取高利。地主甚至在四五月间天暖时购进农民御寒用的敝絮，十月天寒时卖出，从中取利，可见地主盘剥农民无孔不入。这些也就是上述樊重田庄“闭门成市”的一部分具体内容。
田庄里被剥削的劳动者，是贫苦的宗族、亲戚和宾客，其中宗族占重要地位。一般说来，他们多是田庄主的依附农民，但依附程度不等。每年腊月，地主选配人力，安排田事，让农民收拾农具，准备春耕。春冻一解，繁忙的农事正式开始，直到隆冬为止。农事稍闲的时候，农民还要为主人修理沟渎，葺治墙屋。田庄主人对依附农民榨取实物地租，这种地租，按东汉初年马援在苑川役属宾客之例，是地主与田户中分。如果加上劳役部分，则剥削率就要更大了。河南密县出土的一种画像石，所表现的可能是地主收租的情景。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的东汉墓的壁画，再现了墓主的政治经历，也描绘了田庄生产和生活的一部分内容。汉墓所在的定襄郡当时虽为边郡，但壁画所示的农桑畜牧情况，同《四民月令》中所述中原田庄相差无几。
地主在一定的时节按不同的亲疏关系“赈赡贫乏”，“存问九族”，“讲和好礼”。樊重在田庄中，据称也是“赈赡宗族，恩加乡闾”。这样就使封建剥削关系蒙上一层宗族“恩纪”的色彩，能够更有效地束缚农民。东汉时修成的《白虎通》一书，从意识形态上反映了宗族统治秩序。
拥有大田庄的大地主聚族而居，往往有族墓。河北无极县的甄氏族墓，上起两汉之际，绵延五百年。陕西潼关县的弘农杨氏族墓，自杨震以下历数代之久。安徽亳县曹氏族墓，包括魏武帝曹操先辈多人。与家族势力发展相应，厚葬习俗盛行。子孙为先人修墓，都极力经营墓室，多埋珍宝、人俑、车马，用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加以装饰，并且广建祠堂。当时的一些著作重视氏族源流的考察和记录，王符《潜夫论》有《志氏姓》，应劭《风俗通》有《姓氏篇》，与司马迁所见上古的《帝系》、《世本》、《谱牒》等记载帝王、诸侯、大夫世系者性质不同。这也是大族势力发展的反映。
据《四民月令》记载，大地主的田庄里，还拥有一支私家武装。每当二三月青黄不接或八九月寒冻将临时，地主纠集一部分农民，在田庄里“警设守备”，“缮五兵，习战射”，准备镇压可能出现的农民暴动。樊重田庄拥有“兵弩器械”，也说明存在着一支私家武装。出土的一些东汉时期的陶制楼阁、院宅模型，带有围墙、角楼、望楼、飞桥，具有军事性质。前述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亦于宅旁绘有望楼。持武器守卫于这类建筑物内外的武士，自然都是地主的私兵。还有一些东汉农夫俑和持盾武士俑，两者衣着相似，都佩戴环首大刀，表现了依附农民和私兵身分的一致。
据《四民月令》看来，地主的私兵不是常设的，而是定期召集农民组成的，这与光武帝度田以前地主武装“岁月不解”的情况，自然有所不同。这种私兵是维持本地封建秩序的支柱，是实现国家镇压职能的补充力量，这与度田以前地主武装公开割据反抗的情况也不一样。但是这种私兵既然是封建经济的产物，在一定条件下它就可能转化为公开的割据武力，转化为统一国家的对立物，东汉末年豪强地主武装割据局面骤然出现，其根源就在这里。
由于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东汉农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大部分不是作为赋税流入国库，而是作为地租为豪强地主所攫取。所以对于东汉王朝说来，经济的发展，不是像西汉那样表现为封建国家的强大和统一的巩固，而是表现为封建国家的贫弱和政治的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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