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鼎，是我国夏朝禹之子启时铸造的。它分别以九只刻楼精美、古朴典雅、气势庄重的青铜大鼎，体现了王权的集中和至高无上，反映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昌盛。几千年来，一直被人们视为中华民族传世之国宝。在工艺美学上，它是一套稀世之作，从文化考古角度分析，它是我国青铜器时代的集中代表，从铸造工艺技术上看，它标志着中国的历史已结束了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的时代。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有关九鼎的资料，不绝于历代史册，但在二千多年前，它就早已不知隐身何处了。夏代的青铜铸造业，已相当发达。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熔点低，便于铸造冶炼。夏代的炼铜业。古文献中亦有记载。《越绝书》卷十一日：“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关于铸造九鼎，《墨子·耕柱》曰：“昔日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三国指夏、商、周。《左伟》宣公三年曰：“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即言此事。据考古材料证明，当时的奴隶在铸造象九鼎这样的大型器件时，一般是首先用质细的泥土制成器范，再用木炭作燃料，用铜制的坩锅冶炼铜，锡矿块，最后将铜锡溶液注入范中，就成为青铜器。
《春秋左传》中，谈到九鼎铸造的情况：夏朝初年，朝廷划天下为九州，州设州牧。夏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事先派人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派精选出来的著名工匠，将这些画仿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所刻图形亦反映该州山川名胜之状。九鼎象征九州，反映了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高度集中，显示夏王已成为天下之共主，是顺应“天命”的。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上之滨，莫非王臣。”从此，九州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定鼎”，成为全国政权建立的代名词了。
公元前 606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厉行改革，国富兵强的形势之下，兴兵攻击陆浑之戎，逼近雒邑的郊外，周定王被迫派人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庄王“问鼎小大轻重”，表明了他有灭周的野心。从此，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之为“问鼎”。此后，关于九鼎的下落，史家众说纷坛，不一而足。
司马迁在他撰著的《史记》一书中，对九鼎的记叙，就有出入，前后不一。如：在周、秦二“本纪”中说，秦昭王五十二年(公元前二五五年)，周赧王死，秦从雒邑掠九鼎人秦。但在《封禅书》中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由后者分析，九鼎在秦灭周之前，即“宋之社亡”时，已经不见;那么，前者所述秦照王五十二年，秦从锥邑掠九鼎归秦，岂不是自相矛盾，令人费解!司马迁之后，东汉的著名史学家班固，在其所著的《汉书》中，对九鼎之下落，采取兼收并蓄之法，收录了司马迁的上述两说，同时，又补充了一条史料，说是在周显王四十二年，即公元前327年，九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泅水之下。后来秦始皇南巡之时，派了几千人在泅水中进行打捞，毕竟是江水滔滔，元从觅处，只得徒劳而返。
到了清代，九鼎之下落更加难以考察寻觅。后代史家只能随意加以揣测了。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把志》中认为：东周王室在衰落的过程中，已元力量保护自己。而战国时期各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却虎视眈眈，力图统一中国，取周而代之。因此，象征王权和“天命所归”的九鼎，自然成为各诸侯必欲夺之的稀世国宝;加之此时周王室财政困难，人不敷出，于是销毁九鼎以铸铜钱，对外则诡称九鼎已不知去向，甚至说其中一鼎已东飞沉人泅水之中，免得诸侯国兴兵前来问鼎，自找麻烦，王光谦的说法虽似有理，但提不出任何一点史料加以证实，因此，是难以使人置信的。
纵观中国历代史籍，关于九鼎下落的材料虽多，但往往自相矛盾，提不出充分可靠的依据，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在地下埋藏的古物中，九鼎今天究竟是否还存在?在历史上，根据历代史书记载，它确实曾作为夏、商、周三代的镇国之宝。相传了二千年;并且，从未发现过古人关于它已销毁的历史记载。因此，九鼎的下落，至今仍是一个谜。或许，今后会有揭破这个千载之谜的一天，那可能也是九鼎重见天日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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