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约5000年前，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黄炎与蚩尤的大战。尽管对这场战争的真实性依然受到某些人的怀疑，但是战争的结果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黄炎的胜利使得是华夏民族而不是苗瑶民族从黄河流域开始向全中国扩张。失败的苗瑶民族逃到了长江流域，但是华夏人也紧跟着他们的脚步渗透到长江流域，并且取代土著的苗瑶、百越和百濮诸民族成为了这片领土的主人。
汉族(汉朝以前姑且称之为华夏族)在南方的扩张，与他们在北方和西部的扩张不同，在那里汉人的扩张甚至在近代以前都是基本失败的，一开始就是成功和卓有成效的。正如我们看到的，汉人从黄河流域扩张到长江流域(先秦)。再到珠江流域(秦)和云南(元)，并且到了近代，又扩展到了东南亚。
与移民扩张几乎同时发生的是南方土著的汉化和汉文化的传播，这在近代以前的北方和西部是很少发生的(除了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使得汉族和汉文化在南方迅速地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在某些地方，例如大理和越南，那里的统治者努力的保存了自己民族意识，使得汉文化的传播并不带来土著的汉化，但是毕竟南方的大部分地区现在都成了汉族的天下，少数民族只分布在偏远山区和边境地区。
一、先秦
楚国 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个强大的南方国家应该是楚，关于楚国君王的来历，历史仍有争议，但从其王室早期的尊号来看，他与北方的华夏族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从很早开始，楚国的君王就对周王室的宗主权提出了异议，公元前706年楚武王熊通自称为王。因此，种种迹象表明，早期楚国应该是一个南方的土著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很快的便接受了来自中原的先进文化，到了屈原生活的时代，楚文化已经成了华夏文化的一支，而不是游离于华夏文化之外了。
吴越 吴越的情况与楚国大同小异，尽管吴王阖闾和夫差、越王勾践都曾称雄一时，但吴越在他们独立的时间里华夏化的程度并不深，这从历代吴越王的尊号中可见一斑。吴越的发展比起楚国来说要晚得多，而且其出现在中国史书中的时间也短得多，吴国在短暂的辉煌后为越国所灭，而越国很快又为楚国所灭。但吴越依然接受了华夏文化，并发展成华夏文化的一支——辉煌的吴越文化。
巴蜀 巴蜀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古蜀国和古巴国明显不是华夏国家的范畴，而且他们也很少受到华夏文化的影响。但到了公元前318年，秦国灭掉了蜀国，中央集权制度在四川盆地上建立了起来。秦国的移民涌入了这个天府之国的大粮仓。土著的蜀人要么被同化，要么逃入了深山老林，因此巴蜀没有机会发展其类似于荆楚和吴越的文化，虽然以后的几次大移民为巴蜀带来了楚文化，但他们的文化至今仍属于北方华夏文化的范畴。
于是打开一幅战国时期的图象，我们可以看到。从长江上游的巴蜀到中游的荆楚再到下游的吴越，汉化和半汉化、移民与同化正在缓慢而又坚实地进行着(在这里使用汉化这个名词可能有些荒谬，因为真正的汉族要等到汉朝的建立才确立起来，单实在找不到可以表示这种意义的其他合适的名词)。而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其它地方，闽越人在福建，南越人在广东、瓯越人在广西和北越生息、而元谋人的后代在云南刀耕火种着。对于他们来说，华夏是不可知的。但是，一场由这个不可知的民族带来的灾难，正在悄悄地向他们逼近。
二、秦汉唐
秦的扩张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秦朝。随着郡县制度的确立和“书同文、行同轨”政策的实施。长江流域的汉化又加深了一层，许多非华夏的成分在此时被消灭得一干二净，剩下的只有与北方不同的南方方言。但秦的野心决不仅于此。公元前214年，沟通长江和珠江流域的灵渠建成，秦的进一步扩张开始了。秦军越过南岭，占领了两广，并建立了南海、桂林和象三郡，但秦军向红河流域的扩张受到了抵抗。秦将屠睢在一次同土著的冲突中丧生。秦军在福建的扩张似乎也功效不大，因为即使到了西汉初期，闽越依然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但秦在珠三角和桂林的统治毫无疑问的确立了起来，随之汉人的移民也进入了这片处女地。
南越的意义 秦的统治是短暂的，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随之北方开始楚汉争霸。此时的岭南，南海太守任嚣正在弥留之际，他劝说他的继任者、龙川县令赵佗割地自立，以观中央之变。于是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并且迅速吞并了桂林和象郡，据有整个岭南之地，随后他又灭亡了处在红河流域的安阳国，将南越国推进到了越南北部。在内政方面，赵佗一方面吸引北方的移民以增加人口，另一方面加强对南越和瓯越的同化，使得居住在岭南平原地区的百越民族基本上全部汉化。在对汉朝的关系上，他一方面称臣以获得北方的耕牛和铁器，另一方面又拒绝内附于汉。赵佗在位70余年，尽管对他的统治仍有争议，但他在对岭南的开发方面功不可没。赵佗死后，他的子孙继续他的内外政策，以求独立，但随着汉朝的强大和中央集权的增强，南越的活动余地越来越小了。公元前113年，南越四主与其母(汉人)密谋内附于汉，北土著的权臣吕嘉所废，汉朝决定利用此机会平定南越，于是于公元前111年发兵攻打南越，南越五主及吕氏一家尽数伏法，南越亡。此时南越的平原地区，已无法分清土著和汉人的界限了，但在西部山区，瓯越人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最终演化为壮族和京族。
金粉六朝的移民 汉朝对南越的统一以及后来对闽越的统一，并没有立即带来岭南和福建的汉化。在汉朝相当长的时间里，整个南方地区依然是以土著为主的汉蛮杂居的情况。但这一情况随着黄巾起义而深刻地改变了。北方连绵不断的战乱使得大量的汉人迁移到了南方，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农耕技术，改变了南方的民族平衡，并且 大大的加速了南方土著的汉化。在汉朝以后的所谓金粉六朝里，由于南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战祸，整个南方地区得到了长期的休养和发展，许多荒地被开垦成良田，许多原本荒无人烟的地方变成了村落和城市，而且在这个时期，南方几个主要的方言区，如吴、闽、粤、湘、客家等的分布也基本上定型下来，此时的南方(特别是江东和荆楚)地区已不再是蛮夷之地，而是成为了汉文化的又一个中心。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另一幅景象：在此时期，许多土著民族，如原本广泛分布在东南山区的山越，永远的消失了。
隋唐的汉化 公元589年，隋灭南陈统一了中国。隋朝及随后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和军事高度发展的时代，这使得唐朝有更多的能力对南方进行管理和开发。在唐一代，原本汉蛮杂居的岭南、福建和川西等地也已基本上完全汉化，土著民族只分布在湘西、黔中和广西的偏远山区和交趾、南诏等地。另外，随着大批失宠的文人被贬到南方的偏远地区为官，例如韩愈治理潮州和柳宗元治理柳州等，这些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到了唐朝末年，南方的总体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已经赶上了北方，并且在随后的宋朝里，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北方。
三、宋元明清及近代
宋的退缩 五代十国时期，随着最后一批北方移民的南迁，北方汉人对南方长达千年的大规模移民基本结束了。随后建立的宋朝在无论军事和政治上都和唐朝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再无力继续向南方挺进了。这一时期的新变化是大理和越南，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吸取汉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地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和民族意识，并且随之与宋朝进行了竞争，例如越南的悍将李常杰便曾攻打到今天的湖南一带。早先移民于该地的汉人由于人数的劣势，不仅未能同化当地的土著，反而在长期的融合中被土著化了。因此在宋一代，汉人非但未能继续向南方扩张，反而退缩了。
蒙古人的意义 公元1254年，蒙古灭大理，1279年灭南宋，建立了大一统的元朝。与此同时，随着云南行省的成立，大批的穆斯林和汉人移民到了云南，前者是作为戌边的军人和统治者，后者则是为了寻找新的耕地和缓解原住地的人口压力。这些移民的进入带来了新一轮的汉化浪潮，云南东部的大部分地区被完全汉化了，而土著的白、彝、泰等民族则被迫开始退缩，他们要么逃往偏远山区，要么继续向南迁徙，在湄南河流域建立属于自己的王国。到了元末，汉人已经成功的在云南站稳了脚跟，并把云南变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的省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蒙古人对越南的征服失败了，因此该地一直未能有大量汉人的移民，尽管此时的两广也已是人烟稠密。直到现在，越南依然保持着政治独立和民族意识。
海禁、海盗和移民南洋 明朝中叶，随着明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倭寇的扰边，明朝开始施行海禁。到了清朝，为了对抗台湾的明郑政权，海禁政策变得更加严厉了。海禁的最大恶果是导致东南沿海大量居民的破产，他们要么被迫迁往内地贫瘠的山区，要么逃亡海外，要么成为海盗，有些还与倭寇相互勾结，而这种海盗行为又导致了政府更严厉的海禁政策，形成了恶性循环。到了明末，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海盗组织，例如潮州的林凤和福建的郑芝龙，这些海盗在清朝和荷兰、西班牙的殖民政府的联合绞杀下，到了清初基本全部失败了。与此同时，早先移民南洋的华人(他们绝大部分是汉族，但更习惯地称为华人)，在他们的新殖民地也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政权，其中最有名的是潮州人郑昭在泰国建立的吞武里王朝，但这些殖民政权既得不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又遭到当土著的反对，随后还受到西方殖民政府的进攻，到了19世纪全部失败了。华人在南洋的扩张再不能象早先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云南那样取得巨大的成功，甚至于汉文化也不能象在大理和越南那样被当地人普遍接受，因此移民南洋的华人虽然人数不少(至今已超过2000万)，但目前仍在南洋受到歧视和压迫。
宋代以降，汉人向南方移民的脚步大大的放缓了，并且同化当地土著的成效也大大的降低了，汉人再不能象以前那样顺利的对南方进行渗透和同化，并且在某些地方，汉人反而被土著化了，因此可以说汉人在南方的扩张至此基本上结束了。
总之，可以说汉人在南方的扩张成效是显著的，至少在今天的江南、湖广、岭南、巴蜀和云南等地，扩张所带来的南方民族汉化和混血的后代已经占据了汉人总数的一半，并且形成与北方官话大相径庭的吴、赣、闽、湘、粤、客家等南方方言，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吴越、荆楚、潇湘、闽北、闽南、岭南和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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