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强调，今年各地要落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他表示，现在各地标准不一样，教育部完全理解，也充分尊重，方案对当地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利益都要照顾，要制定合理、合法、合情的门槛，争取多数人认同”。
客观而言，各地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订的异地高考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人口流入多、高考竞争不激烈的地区，当地政府和户籍人口会担心开放导致人口涌入、本地人的高考利益被侵占、城市不堪重负;对于教育薄弱、享有国家高考录取政策倾斜的地区，当地政府和户籍人口会担心开放导致高考移民——为了打击高考移民，我国一些地区近年来采取“户籍+学籍”双证报名制度，避免有人到教育质量高的外地读书，再回本地考试;或者把户籍迁到教育资源薄弱的地区，却在其他地方求学。
正是考虑到现实利益，我们看到各地的门槛各不相同，人口流入多、高考竞争不激烈的地区，设置很高的门槛，开放通常与居住证挂钩;而教育质量薄弱的地区，则提出户籍要求。
可是，这些门槛标准却不“合法”，也不“合情”。我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高等教育法》第九条也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对照法律，限定受教育者高考报名地、各地录取机会不平等的做法显然违法。而从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看，让进城务工人员与其子女因求学、升学问题而分离，人为地制造留守儿童，是很不“合情”的。
要做到异地高考既“合理”、“合法”，又“合情”，就必须调整解决异地高考思路。目前的思路是，在现行高考制度框架下，由地方政府自设门槛。这一做法难免对随迁子女的父母提出身份要求，因为这可以确定随迁子女的身份。现在各地的差别只是要求高低不同而已，要求高者，异地高考对当地很多外来人员来说，就是一场梦。但即使是很低的随迁子女父母工作、住所要求，也会被认为是“拼爹”。可以说，目前的解决思路注定是一个会产生更多问题的思路。
要根本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必须改变现在的思路。其一，开放异地高考应该由国家层面主导，由国家层面制订开放的门槛，并根据门槛高低，在全国范围内协调高考录取指标。国家主导原则不确立，教育主管部门把开放的权限交给地方，地方很可能随意对待“交差应付”，而教育部门对此也无可奈何——本来应该国家层面解决的问题，交给了不能解决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能说什么呢?
其二，推进高考制度改革，打破现行高考录取框架。笔者一直建议，我国大学可实行分类考试、招生，全国重点大学不再把招生名额投放给各省，而是实行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招生，具体采取的方式，可以是“全国统一测试+自主招生”。如此，考生可在任何地方报考，平等录取(针对教育薄弱地区的学生，可采取专门的计划和设立地区教育因素指标进行校正)，避免因高考录取而引发的高考移民、人口流动;高职高专从自身发展出发，实行不设户籍限制的“注册入学，申请入学”，培养实行“宽进严出”;地方本科院校可采取原有考试录取方式，把更多招生名额投放给本地。只有推行高考制度改革，打破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才能让每个受教育者获得平等的升学考试机会。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科学报》 (2013-01-17 第7版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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