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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
从我个人的生命根源来说，我永远是我父亲梦岐先生的儿子，却又永远是先父的叛徒。一个经过了十几代挖泥土为活的贫农家庭，祖父永道公一生笃实和顺，委曲求全;有一年，天旱，邻村土豪霸占了水源，祖父不惜屈膝以求，先父愤然道：“我们为什么要向他哀求?”便拖着先祖回家。这便见先父的反抗压力的精神。先父之所以要在耕余读书，要参加科举考试，要背着宗谱到金华去考试，这都表现他不为环境所束缚的威武不能屈的气度。
先父从杭州应了乡试回来，接受了维新志士的变法路向;一回到家乡，便把学校办起来。在我们自己的厅堂上办育才小学，已经招来亲友们的窃笑。说先父是书呆子。而进一步，把通州桥头的观音堂的庵中佛像拆了，办起乡村小学来，那真是犯众怒的大事。却一肩独当，居然做成了，这就使亲友由惊疑而钦佩了。先父青少年时，身体很怯弱，二十八岁那年，大病几乎死去。其后，他处在危殆境况中，总是说：“我譬如二十八岁那年死去了，怕什么!”除死无大难，这就战胜了横逆之境。看起来，先父那么一个瘦弱的身子，却有着钢铁般坚强的意志，我阅世六七十年，能如先父这样敢作敢为的汉子，就很少了。
有如范仲淹那样，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公而忘私的人，世人一定看作是大傻瓜。先父说了要维新，便一一做了起来。女人要放脚，儿童要受教育，革命就剪了发，事事切实去做。辛亥革命，废旧历行新历;先父便要我们在阳历去向亲友贺年，到了旧历新正，就不让先母招呼贺年的亲友，这虽是小事，做起来，就十分别扭的。他要兴实业，就要家中人，种桑养蚕，纺纱织布，还开了一家小小的布厂。我们在小学读书时，先父就划了一亩水田，给我们种稻、种麦、种豆，从插秧到收割，让我们一一做起来。因此，我这个书呆子，对所有田间的事，一一都熟知，我还会养蚕养蜂接桑。我一向看不起孔老夫子，因为他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人。先父虽是圣人之徒，却是要我们学农学稼，走的是许行的路子。
表面上看起来，先父是朱熹一派的信徒;朱子的《近思录》和《小学》，乃是教导我们立身处世入门工夫。但在躬行实践上，却和北方学人颜元李塨的路子相吻合。而他那年从杭州回家，带了一部《王阳明全集》回来，他的关心社会治安，培养民间新风尚，敢作敢为的立身之道，实在和王氏相符合。这种种，正如朋友们所称道的“蒋畈精神”。这是维新志士所带来的朝气，但先父并不如康梁那样浮夸，也并不想投入政治圈子，只是一点一滴在地方自治的文化教育下工夫就是了。因此，先父的施为，颇和陶行知先生的晓庄工作相吻合呢!
先父这位圣人之徒，他只从孟子的议论中知道有所谓“异端”杨(朱)墨(翟);
他从来没看过墨子和庄子列子之书。其实，先父一生磨顶放踵，以利天下而为之，是一个墨子之徒。而我呢，却是一个老庄之徒，正是孟子所谓“异端”。到了先父晚年，扬名声于四近，一提到“蒋畈曹”，有着敬而畏之的意味。真所谓“邪不敌正”;我们那一边区，真是烟赌盗窃丛生之地;他以一手之力完全肃清掉。地方自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除恶务尽，无权无势，怎么做得到?居然做到了，乡人奉之若神明。先父逝世了，乡人都说他到某地做土地神城隍神去了;
乡人都相信，只有我不信。
我的舅父，他是独生子，给外祖父母娇养惯了，吃喝玩赌吹，无所不能;
先父嫉恶如仇，凡是他所要禁绝戒绝的，舅父无一不染上了。可是，舅父老年时，却对我说：“四近百里以内，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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