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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未夏，儿志忠学辑四书朱子注之定本，句考之而有所疑，折衷于予。此非易事也，得不尽心焉!定本句有不待辨者，有犹待辨者，有不可不辨者。
不待辨者维何?如大学诚意章“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为定本;其初本则曰：“慊与不慊，其几甚微。”如此之类是也。犹待辨者维何?如大学圣经章“欲其必自慊”，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则曰：“欲其一于善。”论语为政章“行道而有得于心也”，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则曰：“得于心而不失也。”如此之类是也。不可不辨者维何?如中庸首章“盖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知圣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我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而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亦此意也。”此实非定本，其定本则曰：“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如此之类是也。
所以一为不待辨，一为犹待辨，一为不可不辨，何哉?吾苏坊间所行之本，多从永乐大全本。相习既久，人情每安于所习，而先入者常为主。诚意章“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凡所习坊本既与之相合矣，久而安之矣，此固宜不待辨矣。若夫圣经章“一于善”句、为政章“得于心”句，二者虽有善本可证，又有朱子及先儒之说，然皆与坊本不合，所以犹待辨也。“盖人之所以为人”一段，既与所习熟之坊本不合，为见闻所骇异，而善本及先儒疏释本又但从定本而无所辨说，而又为小儒之所訾，得毋益甚其骇异?所以不可不辨也。
今试辨之：所以知“人之所以”一段之为定论者，我朝所?刻宋淳佑版大字本原自如此，即此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矣。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全载学庸注，其于此段，亦原自如此。朱子之子敬止跋云：“先公晚岁所亲定，为绝笔之书，未脱稿者八篇。”则殁后而书始出也。殁而始出，则学庸注岂非所改定者乎?于此又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矣。是则此段之为定本，得斯二者，正可以决然从焉而不必有旁求矣;而况又下及纳兰氏翻刻西山真氏四书集编亦如是。集编惟学庸为真氏所手定。真氏亲受业于朱子，而得其精微者也，则其手定学庸集编，安有不从最后定本而遽取未定本以苟且从事者乎?于此又益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也。格庵赵氏四书纂疏亦如是。赵氏，其父受业于朱子之门人，故以所得于家庭者?求朱门之源委而作纂疏，又岂有不从最后定本者?于此又益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也。东发黄氏所着日钞，亦全载学庸注，而此段亦如是。黄氏亦渊源朱子而深有得者，日钞皆其著作，而乃载章句，岂苟然哉?此其为定本又益可无疑也。云峰胡氏四书通，此段亦如是。自南宋至前明，为朱子注作疏解者多矣，若四书通，可谓最善，而通于此段亦如是，但惜无辨说。然以他处有辨者推之，此其为定本又益可无疑也。旁求之，复有如此，何不可决之坚矣，而坊本则皆作“知己之有性”云云。考其缘由，则惟辑释之故：而穷究其源，则自四书附录始也。辑释者，元新安倪氏士毅所作也;附录者，宋建安祝氏洙所作也。今坊本四书注，皆仍明胡氏广永乐大全本。大全只剿袭辑释，学庸尤无增减，虽谓永乐大全即倪氏之书可耳，其于胡氏又何责焉?故论坊本所从之缘由，不谓大全而谓辑释也。倪氏之师，定宇陈氏栎也。陈氏着四书发明，惟主祝氏附录而已。倪氏惟师是从，亦惟主附录而已。故穷究坊本所从之源，则惟在祝氏之附录也。诸儒或多从祝氏者，只以其父讳穆，字和父，为朱子母党，尝受业于朱子。然迹和父所着方舆胜览一书，则其人近于风华淹雅，未必内专性学者。今祝氏四书附录虽未见其全书...
朱子之注四书也，毕生心力于斯，临没前数日，犹有改笔。但其本行世早，而世之得其定本者鲜，此注本所以有异也。又有因传写而异者，亦未免焉。定本如大学“欲其必自慊”，后为“欲其一于善”而定也;论语“行道而有得于心”，后为“得于心而不失”而定也;此类是也。传写而异，如论语“卫大夫公孙拔”，误为公孙枝;孟子“自武丁至纣凡九世”，误为“七世”之类耳。传写之误，固注疏家之常事，若夫注是书而毕生心力于斯，没前有改笔，则朱子之注四书也，其用心良苦，其用力独瘁矣。
夫朱子之意，必欲精之又精，以造乎其极，亦何为也哉?立志于为圣贤，在自得躬行，而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用以治国平天下，在体诸身，施于政，亦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即以讲论四书经文，亦在于大本大源，而不在于一句一字之闲也。然则我子朱子之苦心瘁力于斯者，何为也哉?盖以四子之书为两闲至精之理，为孔门至精之文。为之注者，必至当而不可易，乃与斯文为无所负焉耳，此子朱子之意也。况有非朱子原文，为传写所误者耶?况不惟注也，经文历汉以来，授受既远，亦不免有传写之误者耶!
英自癸卯而后，困于棘闱者二十余年。此二三十年间，颇亦手不释卷，而于朱子注之异同处，不暇详也。未尝不研摩于朱子文集及朱门诸子集中语录，然于其自论注处，则置之。未尝不涉历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东发黄氏日抄，然于其中学庸注，则置之。何也?以为通经致用之学不系此也。十三经经义之未通而求通者，汲汲不暇，而奚暇于此也!
慨自丁卯，英与儿志忠偕入省，未数日，母病信至，与儿偕返，已抱恨终天。自是每闻人言乡试，则心痛，尽弃所业，而就业名山。忠儿感予心之摧伤，亦不乐习帖括。今岁，忠遍觅借古本四书及疏释四书之书，以求朱子章句集注最后改定本及传写未误者，别录一部，而私记考证附于后。有疑则折衷于予，然不能多得善本，予惧其折衷之犹未当，命付梓以广其就正有道之帙。斯役也，固幼学壮行者所不屑为之之事也。乡使英于屡踬场屋之年，即得所愿，则儿当亦相从于青云之路，求所谓通经致用之学而学焉，又奚暇为此学?乃今而英之所遇可谓穷矣，穷况及于家人，非听儿之不自量而为此迂远也。四方诸君子见其书而教正其中之缪讹，尚其哀英之遇，而谅忠之情也夫!
嘉庆辛未重阳日，吴邑吴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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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闲，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着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它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闲。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闲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踰，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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