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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尚志三个字，曾让侵华日军闻风丧胆，“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是倭寇发出的无奈而又钦佩的感慨。 被日伪称为最顽固的“反满抗日”分子!
当年东北流传一种说法，叫“南杨北赵”。“南杨”指的是杨靖宇，“北赵”就是赵尚志，他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就读黄埔军校第五期，历经艰难困苦，抗日决心毫不动摇，即使最后负伤被俘，依然宁死不屈。
一位专家说，东北很多著名抗日英烈因为地下工作需要，用的都不是原名，惟有赵尚志一直用原来的名字。但很少有人知道，赵尚志也曾用过另外一个名字。据尚志市烈士纪念馆馆长刘莉介绍，赵尚志曾担任1940年创刊的《东北红星壁报》主笔。“向之”的主笔笔名，后来发现的手稿原迹证实，是在“尚志”两字基础上修改而来的。据刘莉馆长介绍，赵尚志除了写过报纸上这些文章诗歌之外，还曾为《白山黑水》这首抗日歌曲写过歌词，并写下两篇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文。
印象中，赵尚志应和抗日英雄杨靖宇一样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目前发现的惟一一张赵尚志将军生前的照片，是1932年8月赵尚志担任巴彦抗日游击队政委时与游击队指挥部成员的合影，赵尚志手拿马鞭坐在中间前排，二十四岁的他明显比两边的人矮半头。
巴彦游击队失败以后，赵尚志加入抗日义勇军孙朝杨部，后率六人赴珠河创建抗日游击队。到1934年，这支抗日武装不断壮大，达到数千人。后来赵尚志将军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
赵尚志嗓门很大，常常在大会上向战士们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描绘鬼子打跑以后国家未来的模样。1942年2月，年仅三十四岁的赵尚志在战斗中，遭到混入部队的日满特务暗算，重伤被俘后血尽而死。
随后日寇将其遗体肢解成两部分，身体沉入松花江，头颅送伪满“首都”新京(今长春)请功，而后下落不明;历经六十余载，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东北抗日烈士赵尚志将军的头颅在长春找到了。这位民族英雄的故事将要画上一个句号，但对他的事迹的寻访和传颂却不会停止„„
抗日战争时期，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在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投江殉国，表现了中华民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她们是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的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生，黑龙江省桦川县人。1931年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佳木斯从事秘密抗日活动。1936年，与具有爱国思想的吉乃臣(后改名周维仁)加入东北抗联第5军，后经组织批准两人结为革命伴侣，志同道合，共同进行抗日斗争。
冷云先在军部秘书处做文化教育工作，后调到5军妇女团担任小队长和指导员。1938年夏，冷云强忍丈夫英勇牺牲的巨大悲痛，告别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婴儿，随5军1师部队西征，...
在抗日战争中，由五位医生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受印度国大党的派遣和印度人民的委托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他们当中，有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救治八路军伤员，被任命为白求恩和平医院的第一任院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积劳成疾，以身殉职。成为继白求恩后又一位为中国抗战事业献身的国际友人。他的名字叫——柯棣华。
柯棣华（出国留学网供图）
柯棣华，原名德瓦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1910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的绍拉普迩村。1936年毕业于印度著名的医学院——格兰特医学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沉睡的中国觉醒了。中国军民拿起武器，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应中国红军总司令朱德的请求，决定派一支小型医疗队到中国去，表示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一决定，得到了印度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和热烈响应，仅报名参加援华医疗队的医务人员就有700多人。
参加援华医疗队
1938年6月29日，这一天被孟买的居民命名为“中国日”。柯棣华在这一天申请加入医疗队，并想方设法求见了印度援华医疗队筹备会主席麦太大夫。事后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他(指麦太大夫)向我指出了前景黑暗的一面——要冒生命危险，失去深造的机会和有发展前途的工作等等。我并不认为这些事情是那样阴暗，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提出了申请，并尽可能地宣传我的特长，急切地盼望入选。”在绍拉普迩市政府供职的父亲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赞成个人有事业心的，同时我也了解你的决心。…我当然不会表示任何反对。我高兴地告诉你，你母亲也不会扯你的后腿。”
柯棣华和爱德华、巴苏华等5位医生参加赴华医疗队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印度。柯棣华的家乡，绍拉普迩医疗协会举行招待会为他饯行。在招待会上，人们赞扬他的自我牺牲精神，向他表示祝愿，并赠给他一些医药，以表示对这一事业的同情和支持。
初到中国
1938年9月17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中国广州，在广州码头，他们受到了中国群众的热烈欢迎，并受到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的迎接。9月29日，医疗队经长沙辗转来到汉口，被中国红十字会编为第15救护队，先后在汉口、宜昌、重庆等地工作。
在重庆，医疗队员们为了表达与中国休戚相关的决心，特意请中印文化协会主席谭云山为他们每个人都起了一个中国名字。谭云山提议：在他们每个人名字后面加上“华”字。于是，五位医疗队员都有了他们的中国名字：爱德华、柯棣华、卓克华、木克华、巴苏华。柯棣华的名字就是这时从原名柯棣尼斯改成的。
早在来中国之前，医疗队就听说八路军与国民党不同。因此，他们渴望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去。刚到中国时，他们就向前来迎接他们的宋庆龄提出到华北前线工作的请求。到武汉后，他们又向周恩来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在重庆，他们又第3次向董必武提出了去延安的请求。
1939年1月16日，就在医疗队获得批准，准备奔赴延安的前夕，柯棣华不幸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和其他几位医生劝他回国料理后事，他强忍悲痛说：“我的家庭确实遭到了巨大的不幸，但这里千千万万无辜受难的人民更需要我。在我没有实现我向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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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芬：6个孩子全部抗日捐躯
英雄，是历史巨人，更是人民心中的丰碑……
北京密云县，有一位英雄母亲。她的丈夫和6个孩子，全部为国捐躯。
这位伟大的母亲叫邓玉芬。
邓玉芬是个倔强的女子，她坚信只要努力，家里人丁兴旺，日子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婚后，她和丈夫借住在亲戚家，靠租种地主家的几亩地，含辛茹苦地拉扯大了7个儿子。
好日子还没有熬到，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后，日本侵略者就把邓玉芬的家乡强行划入了伪满洲国。为了糊口，她被迫搬到张家坟村东南的猪头岭山上，开荒度日。
1940年，八路军10团挺进密云西部山区。在邓玉芬的家门口，八路军宣讲抗日道理，字字句句都说到了她的心坎上。她知道，只有拿起刀枪打鬼子，才能挽救国家、拯救自己。
当年6月，10团组织游击队。邓玉芬和丈夫商量：咱家有人，在打鬼子这件事情上，绝对不能含糊。就叫儿子打鬼子去吧!于是，邓玉芬的大儿子永全、二儿子永水成为白河游击队的首批战士。
9月，邓玉芬知道游击队正缺人手，毫不犹豫地又把三儿子送去了白河游击队。
1941年底，日本侵略者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邓玉芬响应党的号召，开展反“无人区”斗争。她叫丈夫把在外扛活的四儿子、五儿子找回来，在环境最残酷的时候，参加了抗日自卫军模范队。
1942年，抗日政府发出了“回山搞春耕”的号召。邓玉芬和许多山地群众决定重返“无人区”。她让丈夫先回山里搭窝棚自己随后就到。谁知丈夫走后没几天，竟传来噩耗：丈夫、四儿子和五儿子在种地时遭日军偷袭，丈夫和五儿子同时遇害，四儿子也被抓走了。
坚强的邓玉芬没有屈服。亲友们劝她不要再回山。她拉起两个小儿子，坚定地对他们说：“走，回家去。姓任的杀不绝，咱和鬼子拼了!”她又回到了猪头岭，拿起丈夫留下的镐头，没日没夜地开荒种地。
国难当头，人命如蝼蚁，不幸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这位母亲身上。1942年秋，大儿子永全在保卫盘山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1943年夏，被抓走的四儿子永合惨死在鞍山监狱中。同年秋，二儿子永水在战斗中负伤回家休养，因伤情恶化无药医治死在了家里。三儿子也下落不明。
白发人送黑发人，面对沉重的打击，邓玉芬咬牙挺住了。只是，往日性格开朗的她，变得沉默寡言。春种秋收，做鞋做袜，照料伤员，她从不得闲。她的家成为八路军和伤员的休息站，干部战士到了她家，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
战士们就是她的亲儿子!邓玉芬为了让伤员能多吃点儿，自己节衣缩食。家里养的几只老母鸡，鸡蛋却一个也舍不得给亲儿子吃，统统送给了伤病员。战士们都知道在密云的猪头岭有个邓妈妈。
1944年春，日伪军为了肃清“无人区”的抗日力量，围住猪头岭一带，一连折腾了7天7夜。小六儿跑丢了，她背着刚满7岁的小七躲进一个隐蔽的山洞里。她为了掩护藏在附近的乡亲和干部们，眼睁睁地看着幼子连病带饿死在怀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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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怀民：生死一刻 他选择与敌机对撞
在湖北省武汉市，有一条以陈怀民命名的小路，时常会唤起人们对这位抗日英烈的记忆。4月下旬，记者专访陈怀民的侄子陈德，听他讲述那段刻骨铭心的抗战传奇。
今年67岁的陈德，在华中科技大学工作，是陈怀民的哥哥陈天和之子。陈德告诉记者，他是听着父辈们讲述叔叔的抗战故事长大的。
“叔叔原名叫陈天民，参军后改名陈怀民，意即有所作为、爱国怀民。淞沪会战爆发后，年仅16岁的叔叔，与他的兄长、我的父亲陈天和一起投笔从戎。”
说起陈怀民的经历，年近古稀的陈德如数家珍：“从毕业到牺牲的2年多里，叔叔分别在淞沪、南京、台儿庄和武汉等地参加了5次重大战役，歼灭敌机8架，展示出非凡的空战天赋。”
1938年4月29日，日军36架“九六”战斗机和18架重型轰炸机杀气腾腾地扑向武汉。陈怀民所在的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队，在武汉上空与敌机展开了激烈的生死搏斗。
“那一战，叔叔浑身是胆，作战十分英勇，开战不到5分钟就咬住了一架敌机。‘哒哒哒’随着一串猛烈的机枪扫射，炽热的弹头击中了敌机的油箱。‘轰’的一声，敌机燃起一团大火，一头栽向滚滚江涛……”讲到动情处，陈德沧桑的面庞上洋溢出自豪的神情。
“空中，叔叔的座机成了众矢之的，5架敌机将他团团围住。突然，机身一阵颤动，一发炮弹击中座机，叔叔的胸部也被一块灼热的弹片击中，殷红的鲜血不断涌出来。此时，飞机油料所剩无几，子弹也全部打光……”陈德揩了揩眼角的泪水，稍作停顿后激动地回忆道，“紧急关头，叔叔放弃了跳伞求生的机会，他驾驶冒着青烟的飞机，向上倒翻180度，猛地拉大油门，呼啸着扑向一架敌机……”
一声巨响过后，两团烈火飘坠长江。一个月后，陈怀民的遗体才从长江中被打捞上来。追悼会那天，2万多人前来致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武汉办事处为他敬献了花圈和横幅，挽联和横幅上分别写着：“捐躯报国”“义薄云天”。
然而，比起家仇国恨的血泪心结，陈家人更愿意诉说他们对和平的呼唤。陈德告诉记者，陈怀民驾机对撞的日本飞行员，名叫高桥宪一。后来，人们在高桥宪一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封他妻子美惠子写的亲笔信和一张照片，字里行间流露出美惠子对丈夫的思念和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怨恨。
“看到美惠子写给高桥宪一的信后，我们陈家人感到大家都是这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陈德介绍，他的姑姑(陈怀民的妹妹)陈难亲笔给美惠子写了一封5000多字的信，希望化解日本普通民众因受军国主义欺骗而产生的民族仇恨。后来，这封信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全世界传播。
陈德说，世人应当从残酷的战争中得到警示，更加珍惜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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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记者来到麻阳苗族自治县幼儿园老家属区，听年已91岁的抗战老兵刘维忠讲抗战故事。
1924年6月出生的刘维忠，抗战时参加过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老人的回忆，把人带进了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长沙会战活捉了日本兵
刘维忠是在17岁时，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壮丁的。1942年，他从新兵连被安排到国军独立工兵第五团二营三连当工兵，参加长沙会战，主要负责修筑工事，挖战壕、筑碉堡。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武器比较简陋，没有高射炮，只有机枪、步枪等轻武器。日军的飞机连续在空中进行轰炸。一次轰炸中，日军飞机投射的炸弹距离我所在的战壕只有30多米，炸出了一个20多米的深坑。”提起长沙会战，刘维忠难掩激动。
在长沙黄土岭，由于部队损失很大，刘维忠所在的工兵连也直接投入战斗，与日军进行了一次次正面交锋，最终将其击退。
“那次战斗中，我们还捉了几个日本兵，虽然伤亡很大，但大家都十分兴奋。”说起残酷的战斗，刘维忠眼里满是坚毅。
常德会战坚守城墙28天
1943年5月，刘维忠离开工兵团，加入国军74军57师炮兵团。刘维忠回忆，当时师长叫余程万。1943年11月，日军开始对常德发动进攻，炮兵团战士奉命死守城墙，确保半月内不能失守。
“在与日军连续对抗20天后，炮兵团几乎弹尽粮绝，每个战士只剩下两个手榴弹。为了攻进城，日军开始在城外投放毒气，挖洞、挖城墙。毒气吸入鼻孔后十分难受，但我们仍然死守着城墙。”刘维忠回忆道。
由于驻守城墙的炮兵伤亡很大，刘维忠一人必须守住4个“城墙眼”，防住数十个猖狂的日军士兵。在没有弹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用石头代替子弹来抵挡企图爬上城墙的日军，这样连续蹲守了4天4夜，没有合过眼，没有吃过一粒米。
“你赶紧去休息一下吧，我来替你守着。”刘维忠记得，当时连长对他说了这句话。
28天后，日军攻进常德城内。刘维忠利用缰绳滑下城墙，不料缰绳断了，他摔落地上，双腿受了重伤。拖着伤腿，他奋力走到河边，靠一块船板游水过河，在游出河边20余米时，日军开始疯狂地在城墙上扫射，刘维忠用船板挡住身体，才得以保住性命。
“当时天很黑，天气十分寒冷，我游了两个多小时才游到对岸，上岸后身体完全僵硬了。在沙滩上不断翻滚，临近天亮时，手脚才有了点知觉，随后追赶部队。”刘维忠说。
采访中，刘维忠精神抖擞，思路清晰，每一次战斗的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说起战斗中九死一生的场景，他还不时拿手比划，讲得绘声绘色。
晚年生活幸福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1947年，刘维忠看到国民党军心涣散、民心丧失，决定开小差回家。途中遇到解放军，他毅然加入，后来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屡立战功。1949年5月，刘维忠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12月，刘维忠从部队复员，回到麻阳工作。离休后，他享受副县级干部待遇，晚年生活幸福。
“现在身体健康，儿孙孝顺，家庭幸福，日子过得好，还得感谢党。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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