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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山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兴盛的商业备受朝廷重视。尤其到了明清，山西官员已经占据朝中多数席位，而山西也因此屡现巨贪，成为反腐焦点。清雍正帝便以山西为起点推行“火耗归公”与“养廉银”的措施。
明代中后期山西社会经济便已有了极大发展，商业兴盛。而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也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当时在北京便有“京师大贾数晋人”的说法，而在《广志绎》曾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可见晋商之富。
到了清代，晋商已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商帮。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在取得辉煌业绩、为山西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标的物。
山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北京成为都城后，太原便成为京师的门户，直接关系着京师安危。政府向山西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以确保山西的稳定。可在军饷方面却发生了五花八门的腐败现象，吃空额、冒滥军功成为军队中的一个常见现象。
山西经济的崛起，为晋籍子弟读书入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由于深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许多商人会让自己的孩子读书应试，于是许多商人子弟由此走上了入仕做官之路。例如隆万年间的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的王崇古，万历时的首辅大臣张四维就是其中的典型，王家和张家都是大盐商。
而山西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一批熟悉地理的山西籍文臣武将迅速崛起。仅明代中后期晋籍官员中身为宰辅者便有5人，官至六部尚书、侍郎、都御史、通政使、总督、巡抚、总兵的高官则多达30人。而这仅仅是在中央，地方的官员尚未计算在内，由此可见其在政府中的比重之大。
到了清代，随着山西经济地位和国防地位的进一步上升，使得晋籍官员在政府的比重较其他地区有着更加明显的优势。而且清代高级官员，尤其是一二品的高官，一般都兼有商人、地主、高利贷者等多重身份，这使他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格外复杂，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许多高官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同时又以手中的权力换取财富。
此外在山西任职的官员的关系往往也是千丝万缕。如康熙朝噶礼贪污案中，噶礼就任山西巡抚时就与太原知府赵风诏及地方官员勾结，全然不顾民生，大肆贪污搜刮，相互勾结包庇，牵连官员人数甚广，最终查处的噶礼贪污一案官员人数达200余人。涉及范围之广、人数之多令人咋舌。而且其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官员腐败形式多样：贪污受贿、买官鬻爵、横暴豪夺、敲诈勒索、经商牟利、渎职失职、盘剥百姓等。贪官们成为了利益群体、官官相庇，腐败呈现出集团性，使腐败之风迅速蔓延。
雍正帝在位时一改康熙帝在位时对官场“潜规则”的态度，推行了一系列的反腐措施。
雍正帝以山西为起点推行“火耗归公”与“养廉银”。由于地方官在征收钱税时，会以耗损为由，多征钱银，称为火耗或耗羡，但耗羡的范围大于火耗，耗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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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上任后，既不容忍“贪”，又不容忍“懒”，两手抓，两手硬。他首先诛杀贪官，保持高压，让官员们听到“钱”字就发抖。在对贪官执行死刑时，常组织官员到场观摩，他认为现场警示教育，比让官员学习《论语》管用得多。
与此同时，雍正奖掖勤能、责罚庸懒，逼迫官员改变作风，不换脑筋就换人。大家如梦初醒，意识到不是现在官不好当了，而是过去当官太容易了;谁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于是，各级官员很快适应了新形势，纷纷行动起来。官场风气迅速扭转，号称“雍正一朝，无官不清”，这实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奇迹，也为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提供了保障条件。
考核县太爷
对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是清朝官场例行公事，一般不会有什么新闻。1724年又是考核年，上任不到两年的新君雍正，对一个县官的处理不同以往，让各级干部吃了一惊。
此人名叫常三乐，直隶吴桥县令，负责考核他的是直隶巡抚李维钧。
通过认真听取下属意见，查阅文书档案，走访地方士绅，李维钧给常三乐写了两条评语，一是“操守廉洁”，是个清官;二是“懦弱不振”，工作打不开局面。他据此建议平调常三乐去管教育，因为教书育人对操守要求高，工作量却不大，对他比较适宜。
吏部看了考核报告，向李维钧提出一个问题：你说老常工作不胜任，有什么具体表现，给吴桥县造成了什么严重损失?
尽管常三乐工作吃力，但是钱粮该收也收了，社会治安也说得过去，也没发生过什么群体性事件，还真挑不出大毛病来。
吏部说，既然没发现实质性问题，把人家调离重要岗位，理由不充分，也不符合惯例，提醒提醒算了。
李维钧坚持自己的看法。吏部自信地说，咱也别争了，还是请示领导吧。
雍正看了报告，朱笔一挥：撤职!理由很简单，县域是社稷基石，县令责任重大，常三乐没有责任心，本身就是失职渎职，还要等着出大事吗?
其实常三乐真该偷着乐。山东曹县盗贼猖獗，社会治安很成问题，老百姓直叫苦。县令王锡玠不敢抓不敢管，结果被摘掉乌纱，还判了5年徒刑。正二品的云南开化总兵仇元正，为人老实本分，但作风拖拉，工作长期没起色，雍正勒令其马上退休回家。
康熙朝末期那些年，官员们实在是太爽了，就像晚清的李鸿章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当，那就是太笨了!那时，皇上的脑血栓比较重，对人对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常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官场的贪、懒蔚然成风，通不过考核的很少，被严肃处理的更少。实在看不下去了，往往罚俸了事，官员经济上吃点亏，政治前途一点不受影响。
眼看雍正帝的治吏新政如此严厉，各级官员在震惊之余，终于回过味来：看来，官是不好当了!不但要两手干净，这双手还必须干活呢。
但是，有的人思想一时转不过来。代理湖广提督岳超龙表决心说：为报答皇上厚爱，我一定做到廉洁自律，两袖清风。雍正不以为然，批示道：要求太低了吧!当官本来就不该贪，这算什么高标准?如果只满足于“清官”的好名声，却倒了油瓶不扶，不就是绣花枕头吗?
清廉是官员的起码条件，否则一切免谈。贪能误国，懒也误国，无所作为的“清官”就是庸官，跟利欲熏心的贪官一...
老话说，当家三年狗都嫌，皇帝也不例外。
如果让史学家评选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改革家，雍正当然名列前茅。然而，当初他手下的好多干部，却犯过嘀咕。
对于新君的治吏新政和一系列非常举措，有些人很不适应，嘴上不敢说，内心有看法，觉得他“刻薄寡恩”，严苛得不近人情、不留余地：贪则坐牢砍头，懒则撤职辞退;今晚偷偷搓麻弄点小钱，明早就会受到警告;歌颂皇上讨个好也被骂得狗血喷头，还得去刑场观摩贪官受死。弄得整天战战兢兢的，当官还有啥意思呀!
他们看不到雍正“柔”的一面，那是许多“宽厚”无为的帝王所没有的，正体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特质。
雍正十年，河南学政俞鸿图主持乡试期间，违反规定把21岁的小妾带了过来。小姑娘对付老头子易如反掌，很快套取了试卷内容，然后让仆人出去找买主。一万多两银子轻松落袋，小妾得意极了，哪里想到这笔买卖是多么划不来。
一看平时根本不学习的“富二代”居然榜上有名，舆情汹涌，社会一片哗然，眼看要闹出群体性事件。雍正要求从重从快处理，给社会一个交代。刑部建议判处俞鸿图腰斩，雍正毫不犹豫地划了圈。
清代连上刑场也需要贿赂。因为是在办公室里直接被捕的，俞鸿图身上一文不名。刽子手拿不到好处，下刀一再“失误”，给犯人一个慢死。俞鸿图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在地上连写了7个“惨”字。
没等主事官员报告完执行情况，雍正连连摆手：别说了、别说了!随即指示：以后轻易不用这种刑罚。于是，俞鸿图成了最后一名被腰斩的死刑犯。
科举是保证中国封建制度得以延续不变的压舱石，雍正对俞鸿图毫不手软，可谓执法无情。但腰斩是我国古代最野蛮、最不人道的一种刑罚，敢于废弃始自春秋的老传统，显示出不忍之心，不能说他一味“嗜杀”吧。
许多德才兼具敢担当的干部，更能感受到雍正浓浓的人情味。比如在他们的报告上，他竟会这样批示：你最近身体好吗?好久不见，很是想念!等你完成任务回来，咱俩好好聚聚。
他关心干部的方式有时出人意料，诚意多于权术。一天，某巡抚接到雍正亲笔信，让他即刻回京商量大事。刚要动身，又一匹快马送来雍正的第二封信，说我找人给你算了一卦，你近日不宜远行，还是下个月再来吧。
爱屋及乌，雍正对干部家属也很关心。湖广总督杨宗仁重病卧床，雍正派御医赶赴武昌诊治，并要他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杨总督说，我儿子在陕西榆林当道台，要是他能请假过来服侍我，那就太好了。雍正说，请假耽误他前程，不请假耽误你养病，不如调他到武昌当按察使，公私两便岂不更好?
雍正五年，陈时夏升任江苏巡抚。八十多岁的老娘一个人在云南老家生活，孝子陈时夏很不放心。雍正急令云南巡抚鄂尔泰：赶紧组织最好的轿子、轿夫，把陈老太太抬到苏州。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吃饭，都听老人家的。安全第一，不赶时间。
同样是关心干部家属，有时候雍正又会由柔变刚，前后判若两人。孙国玺新任台湾道台，由于这个岗位不允许带家属，他只得把老母亲留在海峡对岸。雍正严厉批评吏部工作不细，又发一文，调孙国玺到福州工作。
过了几年，老妈要过八十大寿了。孙国玺觉得跟皇上关系不错，便请求恩赐匾额，给予诰封。雍正拍了桌子：你还有脸开口?你这几年干了些什么，以为我不知道?老太太就要被你这混球连累了，你还装孝顺，等着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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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说，当家三年狗都嫌，皇帝也不例外。
如果让史学家评选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改革家，雍正当然名列前茅。然而，当初他手下的好多干部，却犯过嘀咕。
对于新君的治吏新政和一系列非常举措，有些人很不适应，嘴上不敢说，内心有看法，觉得他“刻薄寡恩”，严苛得不近人情、不留余地：贪则坐牢砍头，懒则撤职辞退;今晚偷偷搓麻弄点小钱，明早就会受到警告;歌颂皇上讨个好也被骂得狗血喷头，还得去刑场观摩贪官受死。弄得整天战战兢兢的，当官还有啥意思呀!
他们看不到雍正“柔”的一面，那是许多“宽厚”无为的帝王所没有的，正体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特质。
雍正十年，河南学政俞鸿图主持乡试期间，违反规定把21岁的小妾带了过来。小姑娘对付老头子易如反掌，很快套取了试卷内容，然后让仆人出去找买主。一万多两银子轻松落袋，小妾得意极了，哪里想到这笔买卖是多么划不来。
一看平时根本不学习的“富二代”居然榜上有名，舆情汹涌，社会一片哗然，眼看要闹出群体性事件。雍正要求从重从快处理，给社会一个交代。刑部建议判处俞鸿图腰斩，雍正毫不犹豫地划了圈。
清代连上刑场也需要贿赂。因为是在办公室里直接被捕的，俞鸿图身上一文不名。刽子手拿不到好处，下刀一再“失误”，给犯人一个慢死。俞鸿图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在地上连写了7个“惨”字。
没等主事官员报告完执行情况，雍正连连摆手：别说了、别说了!随即指示：以后轻易不用这种刑罚。于是，俞鸿图成了最后一名被腰斩的死刑犯。
科举是保证中国封建制度得以延续不变的压舱石，雍正对俞鸿图毫不手软，可谓执法无情。但腰斩是我国古代最野蛮、最不人道的一种刑罚，敢于废弃始自春秋的老传统，显示出不忍之心，不能说他一味“嗜杀”吧。
许多德才兼具敢担当的干部，更能感受到雍正浓浓的人情味。比如在他们的报告上，他竟会这样批示：你最近身体好吗?好久不见，很是想念!等你完成任务回来，咱俩好好聚聚。
他关心干部的方式有时出人意料，诚意多于权术。一天，某巡抚接到雍正亲笔信，让他即刻回京商量大事。刚要动身，又一匹快马送来雍正的第二封信，说我找人给你算了一卦，你近日不宜远行，还是下个月再来吧。
爱屋及乌，雍正对干部家属也很关心。湖广总督杨宗仁重病卧床，雍正派御医赶赴武昌诊治，并要他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杨总督说，我儿子在陕西榆林当道台，要是他能请假过来服侍我，那就太好了。雍正说，请假耽误他前程，不请假耽误你养病，不如调他到武昌当按察使，公私两便岂不更好?
雍正五年，陈时夏升任江苏巡抚。八十多岁的老娘一个人在云南老家生活，孝子陈时夏很不放心。雍正急令云南巡抚鄂尔泰：赶紧组织最好的轿子、轿夫，把陈老太太抬到苏州。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吃饭，都听老人家的。安全第一，不赶时间。
同样是关心干部家属，有时候雍正又会由柔变刚，前后判若两人。孙国玺新任台湾道台，由于这个岗位不允许带家属，他只得把老母亲留在海峡对岸。雍正严厉批评吏部工作不细，又发一文，调孙国玺到福州工作。
过了几年，老妈要过八十大寿了。孙国玺觉得跟皇上关系不错，便请求恩赐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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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官员比较守规矩，虽然北宋后期与南宋出现了童贯、蔡京、秦桧这样的权臣，也有贪污腐化、买官卖官行为，但比起晚期的唐朝、后来的明清，官员还算清廉。南宋时，蒙古国名儒郝经将汉、唐、宋赞为“后三代”，他上书宋理宗说：“汉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贵朝则似乎周，可以为后三代”。元朝官修《宋史》中说：“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明代文学家张溥在《宋史纪事本末》里说宋代有四大“法高前代”之处：“礼臣下，崇道学，后妃仁贤，宗室柔睦。”前人的论述虽然未必完全中肯，但大体上还是准确的。
宋朝本是一个相对仁慈的朝代，立朝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嘱咐儿孙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然而，宋太祖对贪官却深恶痛绝，曾经宣称“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当时“受赃弃市者多矣”，仅见于记载，处以极刑者就多达20余人。像其兄一样，宋太宗的脑子里也满是反腐意识，他曾亲笔书写“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并要求各级官员将其刻在官衙门口的石头上，称为“戒石铭”。
大宋皇帝知道，上级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制度的跟进，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大宋王朝的做法是用无所不在的密密的人眼一层层地盯紧官员手中的权力，颇类似现今一些城市的“天网工程”。
大家知道，苏轼在熙宁四年到七年做过杭州通判。通判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监督知州及其他官员，其地位类似于今天的地级市纪委书记。当然，通判也是人，他可能清正廉洁，也可能与知州等官员互相勾结，就像现在也有少数纪委干部知法犯法一样。宋朝的皇帝想到了这一点，在州郡之上又设了路分大员：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虽然这四个路级高官不专管监察，但其职责上都有管监察一条，并且互不隶属，各司其职，知州、通判买通了这个，未必能买通那个。除了地方“天网”密布，中央还有一张更大的“天网”，就是俗称乌台的御史台。御史台的“编制”充足得很。最高首长叫御史中丞，只排在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之后，其地位相当于副相，比一般尚书威风得多。次长叫侍御史知杂事(元丰七年后去掉了“知杂事”三个字)，另外还有殿中侍御史2人、监察御史6人，中级官员有御史台检法、御史台主薄、御史台推直等等，此外还有众多的基层办事人员。御史台的人官帽都跟其他官员不同，御史中丞的帽子叫獬豸冠(獬豸是一种性情忠直的兽)，监察御史的帽子也缀有獬豸角，可见朝廷对这些监察官员的期望非常之高。
宋朝如此重视对官员的监督，源于宋太祖对腐败亡国的深深恐惧。唐代本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朝代，然而节度使权力太大，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地方政权内部腐败盛行，最后导致灭亡。五代时期那些小朝廷更是腐败得不得了。前蜀王衍为太子时就“好酒色”，继位后，日日游宴，“奢纵无度”。“其国公开买卖官职，刺史、县令有缺，纳贿最多者得之”(《资治通鉴》卷270)，没几年就将一个好好的江山玩完了。马希胜登上楚国皇帝大位后，日杀鸡50只为膳。造宫室十六楼、五堂，装饰用金玉，富丽堂皇。再建一殿，以沉香刻八龙，装饰以金宝，号称“九龙殿”。“用度不足，重为赋敛。”(《资治通鉴》卷277、卷283)，这个国家不久也灭亡了。宋太祖想让天下太平，一方面得自己以身作则，不奢侈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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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清官”立传，写“清官”专史，是我国史书的一大特色和优良传统。图为宋代费枢撰写的《良吏传》，堪称一部“清官”通史。此外，二十四史中的《循吏传》《良吏传》《良能传》也记述了许多良吏。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腐败是一种多发社会现象，危害至深。新建王朝鉴于前代人亡政息的历史教训和本王朝长治久安的需要，与腐败进行斗争，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或遏制，甚至出现短暂的太平盛世。在与腐败做斗争的过程中，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反腐倡廉文化遗产，其中既有一些值得我们认真批判、总结、继承和合理利用的成功经验，也有许多因反腐不力，腐败滋生蔓延，以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周易·既济》爻辞说：“君子以思患而豫(预)防之”，说的是君子总是想着可能要发生的祸害，事先做出有效的防范。从治国安邦的角度看，腐败就是国家之大患，应时常预防和治理。虽然每个王朝灭亡的具体原因很复杂，但都与腐败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表明，腐败导致人亡政息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历史规律。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私有制出现后，腐败就有了产生的条件和土壤。在一定意义上说，腐败是与私有制伴生的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尧、舜、禹时期虽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但大禹对于日益滋长的贪赃腐败感到忧虑，命令狱官长皋陶制定刑法，将贪赃行为定为墨罪，加以惩处。周公是一位有着深刻历史意识的政治家，夏、商亡于政治腐败，周公看得很清楚，反复强调“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在对夏、商因腐败而亡国历史教训总结的基础上，周朝对贪腐进行有效防治，官吏仗势为恶、行贿受贿、接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者都要“阅实其罪”。禹、汤、文王、武王对贪腐防治结合，有效遏制了贪腐，一时官风清明，河清海晏，被后世颂称为名王圣主。孔子对夏、商、周三代英明君王当政的好时代十分向往，感慨地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唐太宗开门纳谏，集思广益，群言畅达，在一定程度上将权力置于阳光下，君明则臣直，腐败的细菌不易滋长，成就了贞观盛世。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若任其蔓延，足以毁灭政权，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予以遏制。他恩威并用，铁腕反腐，查处了空印案、郭桓案等一批贪腐大案、窝案，甚至不惜律外用刑，对贪腐者族诛、凌迟，据说朱元璋对贪腐者实行剥皮实草的酷刑。朱元璋高调反腐，铁腕治贪，虽然有律外用刑和违反人道之举，但对官吏贪腐起到了极大威慑作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元末以来贪污腐败之风，出现了有名的洪武之治。
与此相反，有些王朝统治者奢靡无度，君昏臣贪，反腐不力，腐败之风蔓延，社会正气不张，以致人亡政息。“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中国古代吏治腐败的形象写照。夏桀“乃大昏淫”，把夏王朝推到历史终点。商纣王荒淫暴虐，“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最终身死国灭。主张“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的南朝萧梁时期太守鱼弘曾大言不惭地说，他做官所到之地要做到“四尽”，即“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庶民尽”。萧梁有这样贪得无厌而又不知羞耻的官吏主政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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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以执掌言路、司职监察为职责，是明代反腐监察的主要力量。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明代赋予言官广泛而重要的职权，诸如规谏皇帝、弹劾百官、按察地方等。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之内，使明代的历史深深地打上了言官的烙印。
言官反腐监察的制度设计：选任精粹，激励有方，考核严格
明代言官彪炳史册，跟言官建制密切相关。明代在前代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更为完整严密的监察官员选拔、激励、考核制度，为明代反腐监察的正常运转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上的保证。
一是精选言官，保证素质。明朝末年，农民军攻破北京城后，刑科给事中翁元益投降农民军，想干老本行，但因脸在夜间被农民军打肿，负责招聘的宋企郊嫌其貌丑难看，改他做四川县令。言官是官僚的形象代表，农民军考选言官时重视体貌，反映了明代选择言官时众多条件中的一个方面。言官作为“治官之官”，其选任标准和条件自然有别于一般官吏。《明史·选举志》载：“考选之例，优者授给事中，次者御史，又次者以部曹用。”可见，明代言官必须是最优秀的官员。明代在言官的政治素养、德行品格、学识经验、体貌年龄等方面，有明确严格的标准和要求，入选言官者必须 “身、言、书、判”都具备，即必须兼具伦理道德修养，治国安民的政治才识，渊博的文化知识，善辩的口才，仕途经历和实践经验，以及年富力强、体貌端厚等条件。从实际情况看，明代90%以上的言官为进士出身，而明中后期士人考取进士的比例只有4%左右，可见这支队伍的精粹。
二是激励奋发，委寄甚重。弘治元年，孝宗召马文升为左都御史，并在陛见时赐大红织金衣一袭。这种恩遇令马文升感奋不已，从此更加勤奋自励，知无不言，为弘治中兴作出了很大贡献。为激励言官恪尽职守，明代在政治地位上给予言官特殊的待遇。首先是言官位卑权重，地位冲要。大多言官虽仅为七品官，但权势很重，不仅能够接近皇帝，参与权力核心，而且在官场礼节上，职位高的九卿对言官也不敢怠慢，显示言官政治地位的特殊性。言官在行使职权时具有独立性，不受任何部门或个人干预，直接对皇帝负责。言官以卑临尊，位卑则不敢肆，权重则少忌敢言，这种建制显示了古代君主用人驭下的技巧。
明代对言官的激励还体现在言官赏赐丰厚，升迁迅捷。言官仕途之广阔，升迁之迅捷，远非其他官吏所能比，超过七成的言官升迁时能高居四品以上，且骤贵者不少。如嘉靖年间，熊浃以给事中出为参议，进右佥都御史，随即升为副都御史、右都御史，后至太子太保、吏部尚书，从七品官升到二品，只用了几年时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明代言官敢言，这种重赏激劝机制起了很大作用。
三是考核周密，严加约束。正统初年，考察御史，有不称职者15人，全部降黜。成化十年，吏部罢免朝觐官员1311人，其中很多是言官。可见明代对监察官员奖惩分明，凡考核不合格者一概罢免。明代除了对言官实行与其他官员一样的定期考核外，还针对言官职业专门颁布了《责任条例》、《出巡事宜》、《巡按六察》、《监纪九款 》等法纪法规，规范言官的行为及考核言官的内容和标准，如规定监察官员不得泄露机密，不得私自出界，不得擅自离职，不得擅自立碑建祠，不得铺张浪费，不得携带家属出巡及枉道...
08-25
欢迎阅读公务员考试申论的《2010年江西招录警察申论预测 "反腐"大集训》考试资料，关键词为申论 江西 集训，本文发表于2012年08月21日 16时30分04秒。
【政府动态】
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地市级纪委书记将离开中央党校，结束为期8天的“反腐”集训。
此次培训是继去年对2000多名县纪委书记进行培训后，中纪委的又一“大动作”。7月初全国市辖区纪委书记培训班也将开班，规模在950人左右。
去年，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对新形势下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年4月份，中央纪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其间，国家高层领导也多次部署反腐倡廉工作要求。
中纪委宣教室副主任范耀庚和4位受训纪委书记均表示此种培训有高度，视野开阔，也不乏务实之风。
【积极意义】
1. 这种大规模的培训对于加大反腐力度、提高反腐水平、规范反腐工作标准来说，是一个很好途径。此番举动让群众感受到了中央打击****的决心。
2. “应对互联网挑战做好网络宣传工作”“关于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工作思考”“香港打击****的经验和成功要素”等工作瓶颈的培训，让此次集训意义特殊。
3. 我们的体制有很多缺陷，集训课程可以开阔纪检干部的视野，迫使官员反思和改进工作中的不足，从而跳出传统思维的框架。
【反****新思路】
1. 纪检部门善于利用社会、网络的力量，加大自身力度，给公众揭露官员****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撑，这种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合力，才能形成对****的巨大压力。
2. 严明法制，加强法律意识教育。对****零容忍，贪污一块钱也是犯法，都要坚决地一查到底，绝不容忍，毫不含糊。
3. 对纪检干部的监察也需要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共同监督。对监督者的监督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纪检干部自身出了问题，会让公众失去信心，造成社会信任危机。如果对地方纪检部门的监管出现问题，不排除它会从一个维护社会稳定的部门变成黑社会的保护伞，而这样的例子也时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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