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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八年(1063年)春，北宋第四任皇帝仁宗赵祯逝世，皇太子赵曙即位，成为宋朝第五任皇帝(史称宋英宗)。赵曙不是赵祯的亲生儿子，而是濮王赵允让之子，原本没资格继承皇位。以下是出国留学网小编为您整理的“濮议”之争，供您参考，更多资讯请点击(https://www.liuxue86.com)查看。
由于仁宋赵祯所生的三个儿子相继夭折，赵曙才于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为皇储。
英宗即位后几天表现很不错，赢得了群臣的拥戴。不料第四天晚上，英宗突然得病并产生幻觉，说有人要杀他。到第八天，为仁宗举行大殓，英宗竟然在先皇灵柩前呼叫狂奔，幸好宰相韩琦果断处理，才避免更难堪的场面出现。鉴于英宗生病不能主持政务，群臣请曹太后垂帘听政，一旦英宗病情好转，太后就应还政。后来英宗康复了，而已然习惯垂帘听政的曹太后却迟迟不肯还政。不过，经过韩琦等大臣据理力争，曹太后终究还政于英宗。
英宗亲政不久，韩琦等人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此时距仁宗去世已有14个月，英宗表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等到满24个月再说。英宗有意往后推延，无非是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九日，韩琦等人再次提出这一议题。英宗没有独自决断，而是下诏将议案送到太常礼院，让两制(唐、宋翰林学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诏令，称为内制;中书舍人与他官加知制诰衔者为中书门下撰拟诏令，称为外制;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合称两制)以上官员进行讨论。于是，针对英宗生父濮王赵允让的名分或称谓展开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之争。
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英宗应该如何称呼他的生父赵允让?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认为，赵允让是英宗的父亲，英宗理应称其为皇考(已故父亲)。而以司马光、王珪为首的两制官员则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考(已故伯父);他们主张英宗称其父为伯父，主要是基于儒家学说，依照儒家的宗法观念，英宗是以“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于大宗“法定父亲”(赵祯)的堂兄(赵允让)，当然要称为伯父。英宗心里倾向于称皇考，但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将两种方案提交百官讨论。
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的大多数会迎合他们的意头。谁知情况出乎意料，赞同两制官员方案的竟然占多数，而支持他们方案的只是少数。很长一段时间，围绕已故濮王的名分议论纷纷，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充满火药味。同知谏院蔡伉觐见英宗时，跪下来痛哭流涕，说如何称呼濮王，关系到国家兴亡。御史中丞贾黯临死前特地留下遗书，请英宗一定要称其生父为伯父。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等人联名上奏，指责欧阳修为取悦皇上而“首开邪议”，并对韩琦、欧阳修进行人身攻击，把他们归类为“小人”。曹太后也介入此事，她亲自起草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英宗不应称濮王为皇考。英宗眼看形势不妙，只好决定暂缓讨论此事。韩琦也意识到，要想扭转被动的局面，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因此有必要争取她改变态度，在适当的时候主动出击，一锤定音。
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的一天，英宗与中书大臣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把他召来商议，当场即议定称濮王为皇考，由欧阳修亲手起草两份诏书，一份给皇上，一份送太后。到了中午，太后派官宦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给中书省，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一看，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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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八年(1063年)春，北宋第四任皇帝仁宗赵祯逝世，皇太子赵曙即位，成为宋朝第五任皇帝(史称宋英宗)。赵曙不是赵祯的亲生儿子，而是濮王赵允让之子，原本没资格继承皇位。由于仁宋赵祯所生的三个儿子相继夭折，赵曙才于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为皇储。
英宗即位后几天表现很不错，赢得了群臣的拥戴。不料第四天晚上，英宗突然得病并产生幻觉，说有人要杀他。到第八天，为仁宗举行大殓，英宗竟然在先皇灵柩前呼叫狂奔，幸好宰相韩琦果断处理，才避免更难堪的场面出现。鉴于英宗生病不能主持政务，群臣请曹太后垂帘听政，一旦英宗病情好转，太后就应还政。后来英宗康复了，而已然习惯垂帘听政的曹太后却迟迟不肯还政。不过，经过韩琦等大臣据理力争，曹太后终究还政于英宗。
英宗亲政不久，韩琦等人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此时距仁宗去世已有14个月，英宗表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等到满24个月再说。英宗有意往后推延，无非是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九日，韩琦等人再次提出这一议题。英宗没有独自决断，而是下诏将议案送到太常礼院，让两制(唐、宋翰林学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诏令，称为内制;中书舍人与他官加知制诰衔者为中书门下撰拟诏令，称为外制;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合称两制)以上官员进行讨论。于是，针对英宗生父濮王赵允让的名分或称谓展开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之争。
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英宗应该如何称呼他的生父赵允让?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认为，赵允让是英宗的父亲，英宗理应称其为皇考(已故父亲)。而以司马光、王珪为首的两制官员则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考(已故伯父);他们主张英宗称其父为伯父，主要是基于儒家学说，依照儒家的宗法观念，英宗是以“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于大宗“法定父亲”(赵祯)的堂兄(赵允让)，当然要称为伯父。英宗心里倾向于称皇考，但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将两种方案提交百官讨论。
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的大多数会迎合他们的意头。谁知情况出乎意料，赞同两制官员方案的竟然占多数，而支持他们方案的只是少数。很长一段时间，围绕已故濮王的名分议论纷纷，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充满火药味。同知谏院蔡伉觐见英宗时，跪下来痛哭流涕，说如何称呼濮王，关系到国家兴亡。御史中丞贾黯临死前特地留下遗书，请英宗一定要称其生父为伯父。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等人联名上奏，指责欧阳修为取悦皇上而“首开邪议”，并对韩琦、欧阳修进行人身攻击，把他们归类为“小人”。曹太后也介入此事，她亲自起草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英宗不应称濮王为皇考。英宗眼看形势不妙，只好决定暂缓讨论此事。韩琦也意识到，要想扭转被动的局面，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因此有必要争取她改变态度，在适当的时候主动出击，一锤定音。
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的一天，英宗与中书大臣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把他召来商议，当场即议定称濮王为皇考，由欧阳修亲手起草两份诏书，一份给皇上，一份送太后。到了中午，太后派官宦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给中书省，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一看，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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