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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他表示，我们把今年经济增速定在6.5%左右，其实，增长6.5%这个速度不低了，也很不容易。今年世界经济政治不确定的因素很多，这是很大的外部风险。对中国来讲，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我们保持中高速的稳定增长，本身就是在为世界稳定做贡献。
鉴于中国经济的潜力、韧性和优势，这一目标完全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前景会更加光明。
从经济潜力看，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十分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7111元，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需求有很大提升空间。同时，投资亦有很大的挖掘潜力，虽然近三年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绝非没有扩大投资的空间。从人均投资规模看，尤其是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以及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所孕育的潜在投资需求，完全能够保障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纵深空间。
从经济韧性看，中国经济的支撑能力不断增强。近年来，中国的新兴产业蓬勃兴起，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加快形成。2016年全年新登记企业增长24.5%，平均每天新增1.5万户，加上个体工商户等，各类市场主体每天新增4.5万户。新动能正在撑起发展新天地。随着“互联网+”行动和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制造2025》的全面实施，“双创”政策措施的落实和完善，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明显上升，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柔性将进一步增强。
从经济优势看，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更加凸显。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巨大的人口红利和显著的制度优势。不可否认，传统人口红利的竞争优势已经削弱，但基于人力资本的新人口红利正在形成。整体上看，规模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增加了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尤其是理工科学生的大量培养，为大批技术工人特别是研发人员的供给提供了坚实基础。除了人力资源优势，还有市场、基础设施、政策调控等优势。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十分明显。
中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充裕、市场规模庞大、产业配套齐全、科技进步加快、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经济发展具有良好支撑条件，宏观调控还有不少创新手段和政策储备。我们坚信，只要牢牢把握“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并提高有效性，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这五条基本要求，挖掘潜力、铸锤韧性、发挥优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就一定能呈现出新景观、新气象、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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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94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影响
总体来看，1994年中国所进行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影响巨大，这不仅局限于中国经济及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形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涉及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甚至影响到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
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在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催化剂作用。其原因在于：这次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是1949年解放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首次进行的重大改革，它不仅标志着长期以来我国由政府“官定”人民币汇率，由此走向以市场供求为取向的汇率形成机制;而且在于创新推出的所谓“结售汇制”及“汇率并轨”等举措，并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汇改前的大约5.7：1，一次性巨幅贬值为8.7：1。
依据市场调剂汇率实行的“汇率并轨”，看起来自有其合理性，因为当时国内外汇极为紧缺并且将汇率管理的改革目标设定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但问题在于：改革前中国的外汇资源主要控制在国家手中，分散在各地的外汇调剂中心(当时尚未组建全国统一的外汇调剂中心)只是外汇计划之外的必要补充，其来源主要是当地外贸企业的少量外汇留存。因此，当时外汇调剂中心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分散的市场，并不能代表或代替中国外汇市场的总体供求状况，所以也是一个不完全市场。从而出现：当时外汇调剂中心所形成的人民币汇率，虽然远高于计划汇率并不断上涨，但那反映的只是国家外汇管理计划之外的市场供求状况，并非全国外汇总量供求平衡的结果。而当改革将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调之后，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立刻发生了逆转，由之前的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并从此开始了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的历程。
我们试想：如果1994年汇改所实行的“汇率并轨”，当时不是依据外汇调剂中心所形成的市场调剂汇率，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次性由5.7：1巨幅贬值为8.7：1，而是综合考虑计划内与计划外的总量供求平衡，将贬值幅度有所收窄，比如说大约确定为7：1，即选择一个更加接近实际均衡汇率水平的人民币价格，那么后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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