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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小资的时髦风气，并带出了文坛一阵风潮。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他散文集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余秋雨做出的努力是令人赞赏的。在我的记忆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而后被不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重要畅销图书，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和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
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果真是这样吗?让我们以他的《文化苦旅》为例，看看历史和文学在这里是怎样结构在一起的。
在《文化苦旅》中，我们可以透彻的看到作者采用的话语策略，那就是透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爱国主义”(也即“民族主义”，这正是该书发行时面临的一种流行思潮)，而后在这引导下进入深度操作的层面。
第一篇“道士塔”是一个奠定民族主义基调的重要篇章，它确立了整部书的话语(价值)姿态：王道士以他无知和贪婪出卖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敦煌石窟艺术”珍品。
这种道德化的母题和“故事”完全符合大众的“民族主义”走向。不仅如此，作者还使用了一些煽情主义话语记号来强化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如“伤口”、“滴血”、“下跪”、“恳求”乃至“哭泣”，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技巧。尽管它从文学技巧上看相当笨拙，但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即点燃了读者的历史怒气，又使之产生了对作品乃至作者的无限钟爱，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余文成功的运用历史随笔与情感化的叙述方式，引发了大众的阅读回响。尽管人们并未从这些历史诠释中获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获得了某种修复，旧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众之手的亲切抚摸。那么，在当时所谓“建构大中华文化圈”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潮中，余文受到大陆、台湾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的响应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但是余文在市场化的包装上存在着“媚俗”过火的问题。它太过矫情。再以“王道士”一文为例，由于爱 “宝”心切，作者竟打算给道士“下跪”，而为了敦煌经卷的一次亏本的“出口贸易”，作者想为此“大哭一场”。这种行文上的肆意煽情，主要源于，他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之中，一方面则试图向大众或市场寻求最大限度的认可，这两者最终发生了统一。没有任何一种统一比这一种看起来更为古怪。
与诗歌相比，中国散文在其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诗歌与小说的话语残渣，堆积在文学史的边缘，成为每个时代主流话语的底衬。长期以来，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征的“小散文”，尽管获得了城市市民的热烈掌声，其局限却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充满着阔大意象的中国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种日用文化缀品。这就为所谓“大散文”诞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长“大”，需要更为“大气”的构架和运作。
在我看来，余进入历史和政治话语领域是一个错误。他旅行于一个他完全不能驾驭的领域，并陷入了阔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余文依托的那些陈旧的话语体制，正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缓慢地崩溃。
我们应该注意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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