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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困扰着许多人的问题，也困扰了洒家很久。
《水浒传》里的好汉动则要求店家切牛肉上好酒，已经成为一种水浒英雄特定的食俗了。请看《水浒传》卷23经典段落<景阳冈武松打虎>中武松去打着酒旗“三碗不过岗”的酒店喝酒吃肉的描写：
武松入到里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来吃。”只见店主 人把三只碗，一双箸，一碟热菜，放在武松面前，满满筛一碗酒来。武松拿起碗， 一饮而尽，叫道：“这酒好生有气力!主人家，有饱肚的买些吃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来吃酒。”店家去里面切出二斤熟牛肉， 做一大盘子，将来放在武松面前，随即再筛一碗酒。武松吃了道：“好酒!”又筛 下一碗。恰好吃了三碗酒，再也不来筛。
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好汉武松连吃了十五碗酒，切了两次牛肉，一次两斤。然后大发神威，上山去把个老虎给打死了。水浒里的好汉形象就是如此，鲁智深林冲李逵，都吃牛肉，喝酒。已经变成身份标识了。
打虎武松被猎户们当英雄抬下山去，人美的小人书《水浒》之一图
但是我们确知宋代为了保护耕牛、明文规定不得屠杀和贩卖牛肉。所以英雄们在现代人的心目中仍然具有着身份危机。持异议的人们说水浒中食用牛肉的描写反应的实际是明代风俗，《水浒传》也确实成书于明代。论者并且会举《武林旧事》以及《东京梦华录》来佐证，出现在京城里的各种吃食多达数百种，唯独见不到牛肉类的任何食品名目。有的是猪肉和羊肉，却见不到牛肉。
关于武松的这顿饭可以引发出许多考究。宋代有没有高度酒又是一项，以及武松支付酒钱的时候使用了碎银，更像是明俗而非宋俗。于是乎，经过这样一系列的过滤，武松在阳谷县山村喝酒的情形就可以被解构成：
他喝了十五碗酒酿，四斤猪肉，支付了几张纸币或者一串铜钱。
每一项都有损武松的英雄形象，是不是?这还是打虎武松么?
日本浮世绘里的打虎武松
我们很容易在会钞和酒水问题上获得突破，神宗年间来华的日本僧人成寻就带着沙金和银锭，所以用碎银支付虽然稀少但不算怪异。乡村野店估计拒收纸币的概率更大些，武松带些散银更加方便支付。高度酒么，虽然文献记载上我们直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才确切地发现了，但是所幸我们在汉代墓葬里已经发现了制作高度酒的酒器了呀，所以武松完全还是可能喝到高度酒的。况且三碗不过岗是一种后劲比较足的村酿，本身就足够神秘，即便不是高度白酒也有说头。
最后一道关口便是贯穿了《水浒传》的牛肉了。武松的英雄形象会不会毁在牛肉上呢?武松和其它的各位好汉是不是吃得到牛肉呢?还是一如有人形容的在宋代吃到牛肉就像吃到人肉一样的稀奇呢?今天终于从一部法律学著作里得到了答案。成书于南宋的一本判例集《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4<宰牛>项，记载了胡石壁的文章，说：
数日已来，闻诸道途之言，自界首以至近境，店肆之间，公然鬻卖，遂密切遣人缉捉。及至捕获，原来不但在交关之外，而城市之中亦复滔滔皆是。小人之无忌惮一至于此!
胡石壁就是胡颖，南宋理宗时期出仕。听说有人在郊区(界首就是边境)贩卖牛肉，于是缉拿归案，...
历朝历代，因为政有善恶之别，人有美丑之分，而百姓诉求又得不到及时处理和疏导，便滋生了大量民谣。《诗经》中的《硕鼠》就是最古老、最流行、最经典的民谣：“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一个时代的民谣，如同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能清晰地映照出许多比正史更加真实可靠的信息。例如，从宋朝众多民谣中，随手拈出几首，当时的政情与社情，时弊与民怨，甚至一些官场趣事与宫廷秘闻，均跃然纸上，一目了然。
对好官的盼望，是帝制时代百姓的共同心声。宋仁宗康定年间(1040—1041年)，西夏扰边，战火燃起，韩琦、范仲淹先后受命，领军御边。他们采取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属羌、孤立西夏的办法，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百姓欢欣鼓舞。故民谣曰：“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
宋仁宗一朝，包拯以立朝刚毅、铁面无私而闻名遐迩，因他曾任天章阁待制，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包待制”。嘉祐元年(1056年)，包拯权知开封府，负责京城诉讼和治安。当时，打官司有一个规矩，百姓不得直接到衙门递交状子，要由小吏转呈。为了使知府大人早些受理，许多人不得不上下打点，疏通关节，一个官司打下来，往往赢了官司，输了铜板，得不偿失。包拯坐堂开封府，却一改陋习，大开正门，使百姓能够直接上前陈述曲直，诉说冤情，既减少了百姓的打点费用，又准确地把握了案情，更缩短了审理周期，一举数得。因此，京城迅速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打官司无钱疏通关节也没关系，有包大人呢!
好官少，酷吏多，是帝制时代的通病。而那些通过投机取巧上台的权臣，更是巧立名目，盘剥百姓，苛政猛如虎。百姓诉求无门，只好编段子、传民谣，诅咒贪官污吏，图个嘴巴快活。宋徽宗在位期间，童贯、蔡京通过“花石纲之役”，帮助皇帝搜罗天下珍奇，深得宋徽宗信赖。他们结党营私，打击异己，祸国殃民。于是，便有了民谣：“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筒”指童贯，“菜”即蔡京，表达了百姓对奸臣和恶政的深恶痛绝。当时，朝廷不但横征暴敛，而且卖官鬻爵。有一首民谣就直指这种丑恶现象：“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宋代一千文铜钱为一索，或一贯，大致相当于一两银子)意思是三千两银子可买一个秘阁官员，五百两可买一个地方通判，买官卖官都已经明码标价了，可见当时官场风气堕落的程度。
靖康初年(1126年)，金国屡屡举兵南下，宋军常吃败仗，每当此时，皇帝便纷纷下诏，征求应变之策，做出广开言路的开放姿态。而一旦金兵稍退，皇帝便又莺歌燕舞，纸醉金迷，听不进任何意见了。《宣和遗事》记载说：“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城门闭喻战事紧，城门开喻战事缓，讽刺了统治者的急功近利和反复。
还有些民谣甚至操心皇帝家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宋孝宗让位于儿子宋光宗，自己当上了太上皇，希望过几年舒心日子。然而，宋光宗坐上皇位后却一反常态，对深居重华宫的孝宗不但没有正常的礼节，甚至一年多时间，不去探望孝宗。作为天下表率的皇帝，竟然在一贯标榜以孝治国的国度里，不忠不孝，结果道路流布，家丑外扬。因此，民谣说：“汝亦不来我家，我亦不来汝家。”
不过，民谣更多的是指向社会不公和正义缺失。帝制时代，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既无地位，收入也微薄，万一遇上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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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杨无咎，写有一首《齐天乐》词，词的上阙写道：“疏疏数点黄梅雨。殊方又逢重五。角黍包金，草蒲泛玉，景物仍然荆楚。衫裁艾虎。更钗凫朱符，臂缠红缕。扑粉香绵，唤风绫扇小窗午。”词虽短，但却写尽了宋人端午的风情。
宋人的端午，简约而有韵致。
有宋一代，是一个政治环境绝对宽松、民风醇厚的时代。所以，关于节日，也屡屡过得热烈而张扬。端午节，宋人不是局限于初五这一天，而是从五月初一始终到五月初五。初一至初四，大街小巷，充溢着叫卖端午“节物”的人，“节物”次要有桃枝、柳枝、葵花、蒲叶、佛道艾等物品。这几天的叫卖，是一种渲染，一种推波助澜。五月初五，才是端午的低潮。初五日，人们把“节物”陈于门首，用茶酒供养，举办祭奠流动，以及一些其余流动。
插艾草、沐浴。插艾草，须在天未亮时，将艾草插在门上。有的中央，还将艾草编为“人形”，或许干脆饰成“张天师”像。这一天，人们还要沐浴，《岁时广记》引用《琐碎录》写道：“五月五日午时，取井花水沐浴，一年疫气不侵。俗采艾柳桃蒲揉水以浴。”
配饰。次要体如今妇女、儿童身上，有百索、艾虎、符箓、五毒图等。“百索”，是用条纹清楚的丝线绣织成各种饰品，可以佩戴，挂于脖项，也可以相互赠送。小孩则缠绕在手臂上。“艾虎”，是将艾剪成小虎，或在所剪彩虎上黏艾叶，戴在头上可以避邪。“符箓”，是将缯彩剪成小符儿，戴在头上，插于鬓髻之上，所以又叫“钗头符”。佩带“五毒图”最为特别。“五毒”是指蜈蚣、蚰蜒、蛇、蝎、草虫之类，宋人以为，这“五毒”可以用以治疗疮疖，可以毒死其余益虫，所以就将其剪裁成图饰，佩带在身上。
饮食。宋代的端午节，饮食花色单一。最为普遍的，当然是吃粽子了。除此之外，宋人还会食用香糖果子、白团、紫苏，饮蒲酒等。宋代，粽子种类单一，《岁时杂记》说，端午粽子，名品甚多，形制不一，有角粽、锥粽、菱粽、筒粽、秤槌粽、九子粽等。 “香糖果子”，是将菖蒲、生姜、杏、梅、李子、紫苏等，切成丝，以糖蜜渍之而成。“菖蒲酒”，是用菖蒲浸制而成，“以菖蒲或缕或屑泛酒”。菖蒲酒，可以延年，所以，宋人端午饮菖蒲酒，又叫“饮续”。
宋人，于端午之日，还互赠扇子，不知为的是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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