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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政二
作者：沈括
淮南漕渠，筑埭以畜水，不知始于何时，旧传召伯埭谢公所为。按李翱《来南录》，唐时犹是流水，不应谢公时已作此埭。天圣中，监真州排岸司右禁陶鉴始议为復闸节水，以省舟船过埭之劳。是时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张纶为发运使、副，表行之，始为真州闸。歳省冗卒五百人，杂费百二十五万。运舟旧法，舟载米不过三百石。闸成，始为四百石船。其后所载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余囊，囊二石。自后，北神、召伯、龙舟、茱萸诸埭，相次废革，至今为利。余元丰中过真州，江亭后粪壤中见一卧石，乃胡武平为《水闸记》，略叙其事，而不甚详具。
张杲卿丞相知润州日，有妇人夫出外数日不归，忽有人报菜园井中有死人，妇人惊往视之。号哭曰：“吾夫也。”遂以闻官。公令属官集邻里就井验是其夫与非，众皆以井深不可辨，请出尸验之。公曰：“众皆不能辨，妇人独何以知其为夫?”收付所司鞠问，里奸人杀其夫，妇人与闻其谋。
庆历中，议弛茶盐之禁及减商税。范文正以为不可：茶盐商税之入，但分减商贾之利耳，行于商贾未甚有害也;今国用未减，歳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须取之于农。与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今为计莫若先省国用;国用有余，当宪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其议遂寝。
真宗皇帝南衙日，开封府十七县皆以歳旱放税，即有飞语闻上，欲有所中伤。太宗不悦。御史探上意，皆露章言开封府放税过实，有旨下京东、西两路诸州选官覆按。内亳州当按太康，咸平两县。是时曾会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下，曾爱其识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系事体不轻，不宜小有高下。”冀公至两邑，按行甚详。其余抗言放税过多，追收所税物，而冀公独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即位。首擢冀公为右正言，仍谓辅臣曰：“当此之时，朕亦自危惧。钦若小官，敢独为百姓伸理，此大臣节也。”自后进用超越，卒至入相。
国朝初平江南，歳铸七万贯。自后稍增广，至天圣中，歳铸一百余万贯。庆历间，至三百万贯。熙宁六年以后，歳铸铜铁钱六百余万贯。
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是歳，京师诸司歳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二百五十四。歳歳增广，至熙宁八年，歳支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一百七十八。自后增损不常皆不过此数，京师旧有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预此数。
国朝茶利，除官本及杂费外，净入钱禁榷时取一年最中数，计一百九万四千九十三贯八百八十五，内六十四万九千六十九贯茶净利。卖茶，嘉祐二年收十六万四百三十一贯五百二十七，除元本及杂费外，得净利十万六千九百五十七贯六百八十五。客茶交引钱，嘉祐三年，除元本及杂费外，得净利五十四万二千一百一十一贯五百二十四。四十四万五千二十四贯六百七十茶税钱。最中嘉祐元年所收数，除川茶钱在外。通商后来，取一年最中数，计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一百四贯五百二十四。四十四万五千二十四贯九百一十九钱，内三十六万九千七十二贯四百七十一钱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交引钱六十八万四千三百二十一贯三百八十，后累经减放，至治平二年，最中分收上数。八十万六千三十二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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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政一
作者：沈括
世称陈恕为三司使，改茶法，歳计几增十倍。余为三司使时，考其籍，盖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后，河北籴便之法荡尽，此后茶利十丧其九。恕在任，值北虏讲解，商人顿復，歳课遂增，虽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旧额。至今称道，盖不虞之誉也。
世传算茶有三说最便。三说者，皆谓见钱为一说，犀牙、香药为一说，茶为一说，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其谓缘边入纳粮草，其价折为三分，一分支见钱，一分折犀象杂货，一分折茶尔，后又有并折盐为四分法，更改不一，皆非三说也。余在三司，求得三说旧案。三说者，乃是三事：博籴为一说，便籴为一说，直便为一说。其谓之“博籴”者，极边糖草，歳入必欲足常额，每歳自三司抛数下库务，先封椿见钱、紧便钱、紧茶钞。“紧便钱”谓水路商旅所便处，“紧茶钞”谓上三山场榷务。然后召人入中。“便籴”者，次边粮草，商人先入中粮草，乃诣京师算请慢便钱、慢茶钞及杂货。“慢便钱”谓道路货易非便处，“慢茶钞”谓下三山场榷务。“直便”者，商人取便，于缘边入纳见钱，于京师请领。三说，先博籴，数足，然后听便籴及直便。以此商人竞趋争先赴极边博籴，故边粟常先足，不为诸郡分裂，粮草之价，不能翔踊，诸路税课，亦皆盈衍，此良法也。余在三司，方欲讲求，会左迁，不果建议。 延州故丰林县城，赫连勃勃所筑，至今谓之赫连城。紧密如石，劚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马面极长且密。予亲使人步之，马面皆长四丈，相去六七丈，以其马面密，则城不须太厚，人力亦难兼也。余曾亲见攻城，若马面长则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则矢石相及，敌人至城下，则四面矢石临之。须使敌人不能到城下，乃为良法。今边城虽厚，而马面极短且疏，若敌人可到城下，则城虽厚。终为危道。其间更多其角，谓之团敌，此尤无益。全藉倚楼角以发矢石，以覆护城脚。但使敌人备处多，则自不可存立。赫连之城，深可为法也。
刘晏掌南计，数百里外物价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余在三司时，尝行之于东南，每歳发运司和籴米于郡县，未知价之高下，须先具价申禀，然后视其贵贱，贵则寡取，贱则取盈。尽得郡县之价，方能契数行下，比至则粟价已增，所以常得贵。各得其宜，已无极售。晏法则令多粟通途郡县，以数十歳籴价与所籴粟数高下，各类五等，具籍于主者。今属发运司。粟价才定，更不申禀，即时廪收，但第一价则籴五数，第五价即籴第一数，第二价则籴第四数，第四价即籴第二数，乃即驰递报发运司。如此，粟贱之地，自籴尽极数：其余节级，各得其宜，已无极售。发运司仍会诸郡所籴之数计之，若过于多，则损贵与远者;尚少，则增贱与近者。自此粟价未尝失时;各当本处丰俭，即日知价。信皆有术。
旧校书官多不恤职事，但取旧书，以墨漫一字，復注旧字于其侧，以为日课。自置编校局，只得以朱围之，仍于卷末书校官姓名。 五代方镇割据，多于旧赋之外，重取于民。国初悉皆蠲正，税额一定。其间有或重轻未均处，随事均之。福、歙州税额太重，福州则令以钱二贯五百折纳绢一疋，歙州输官之绢止重数两。太原府输赋全除，乃以减价籴粜补之。后人往往疑福、歙折绢太贵，太原折米太贱，盖不见当时均赋之意也。
夏秋沿纳之物，如盐麴钱之类，名件烦碎。庆历中，有司建议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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