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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山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兴盛的商业备受朝廷重视。尤其到了明清，山西官员已经占据朝中多数席位，而山西也因此屡现巨贪，成为反腐焦点。清雍正帝便以山西为起点推行“火耗归公”与“养廉银”的措施。
明代中后期山西社会经济便已有了极大发展，商业兴盛。而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也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当时在北京便有“京师大贾数晋人”的说法，而在《广志绎》曾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可见晋商之富。
到了清代，晋商已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商帮。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在取得辉煌业绩、为山西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标的物。
山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北京成为都城后，太原便成为京师的门户，直接关系着京师安危。政府向山西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以确保山西的稳定。可在军饷方面却发生了五花八门的腐败现象，吃空额、冒滥军功成为军队中的一个常见现象。
山西经济的崛起，为晋籍子弟读书入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由于深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许多商人会让自己的孩子读书应试，于是许多商人子弟由此走上了入仕做官之路。例如隆万年间的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的王崇古，万历时的首辅大臣张四维就是其中的典型，王家和张家都是大盐商。
而山西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一批熟悉地理的山西籍文臣武将迅速崛起。仅明代中后期晋籍官员中身为宰辅者便有5人，官至六部尚书、侍郎、都御史、通政使、总督、巡抚、总兵的高官则多达30人。而这仅仅是在中央，地方的官员尚未计算在内，由此可见其在政府中的比重之大。
到了清代，随着山西经济地位和国防地位的进一步上升，使得晋籍官员在政府的比重较其他地区有着更加明显的优势。而且清代高级官员，尤其是一二品的高官，一般都兼有商人、地主、高利贷者等多重身份，这使他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格外复杂，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许多高官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同时又以手中的权力换取财富。
此外在山西任职的官员的关系往往也是千丝万缕。如康熙朝噶礼贪污案中，噶礼就任山西巡抚时就与太原知府赵风诏及地方官员勾结，全然不顾民生，大肆贪污搜刮，相互勾结包庇，牵连官员人数甚广，最终查处的噶礼贪污一案官员人数达200余人。涉及范围之广、人数之多令人咋舌。而且其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官员腐败形式多样：贪污受贿、买官鬻爵、横暴豪夺、敲诈勒索、经商牟利、渎职失职、盘剥百姓等。贪官们成为了利益群体、官官相庇，腐败呈现出集团性，使腐败之风迅速蔓延。
雍正帝在位时一改康熙帝在位时对官场“潜规则”的态度，推行了一系列的反腐措施。
雍正帝以山西为起点推行“火耗归公”与“养廉银”。由于地方官在征收钱税时，会以耗损为由，多征钱银，称为火耗或耗羡，但耗羡的范围大于火耗，耗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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