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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起源的问题上，周作人持宗教说。他说，“大家都知道，文学本是宗教的一部分，只因二者的性质不同，所以到后来又从宗教里分化了出来。”(第13页)分化的原因周作人归结于“国民的文化程度渐高”。在论述宗教和文学性质不同的时候，周作人认为宗教是有目的的，而文学则没有目的。这就引出了他的文学无功利说。
他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没有不于人有益的，在积极方面没有用处，在消极方面却有用处”(15-16页)，这“消极”的用处他认为就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面主张的净化作用(他翻译为“祓(fu)除作用”)。
在论述文学史的变迁的时候，大体思路觉得尚且可以理解，但是大概是囿于理论框架的原因吧，将文学史的变迁归结为“言志派”与“载道派”文学的此消彼长，总觉得有点失之于简单了。而且有些文学史的论述明显是为了迎合自己的理论而在部分程度上歪曲了文学史。比如论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昌盛以及唐朝文学的衰败，说唐朝的文学“没有多少好的作品”恐怕是有失公允吧。
大概周作人是将清代文学作为论述重点的，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太过详细了，有卖弄学识的感觉。大概是因为知识谱系的原因，我对八股文真的是不甚了了，读这两章的这部分内容时也觉得有点似懂非懂的样子。但是大体的思路还是明白的。总结起来，这两章的思路大概是这样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言志派”文学与“载道派”文学此消彼长的历史。到了明末的时候，为了反对明朝初中期的前后七子的复古论调，出现了公安派和竟陵派这样两个主张“性灵说”的文学流派，这是1917年中国文学革命的源头。但是，清朝的桐城派古文和八股文却是一种对明末文学潮流的反动。到了清朝末年，就是在桐城古文内部，也出现了变化的分子：八股文因为不再考试而被打倒，清初被打倒的公安派文学在俞樾那里也得到了复活，桐城派的严复和林纾在翻译西洋文学的时候，思想和态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些又预示着中国文学将由“载道派”文学转向“言志派”文学。1917年的文学革命就是这种趋势的一种体现，只是它引进了西方的思想潮流和文学形式。
如果要我对周作人的这种文学史观以及他对中国文学革命源头的梳理进行评论的话，我有这样几句话要说。一个是他的这种两种文学势力此消彼长的文学史观虽然比胡适的文学进化论进步了不少，但仍感觉有失简单。文学史的真实面目恐怕要远为复杂得多。再一个就是按照周作人的这种文学史观，桐城派、八股文以后的中国新文学应该是“言志派”的文学了。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为人生的文学、启蒙文学是“言志派”的文学吗?可能更怕未必尽然，按照周作人的理论，这其实也是一种“载道”的文学才对。如果中国新文学也是“载道”文学的话，周作人的这种文学观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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