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鉴史问廉·第三集
清浊之辨
内容简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清和浊常常成为忠与奸、正与邪、廉与贪以及君子与小人的代名词。那么，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国人又是怎样去激浊扬清、追求公平正义的呢?《清浊之辨》通过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展示在历史上的转折点上清官能臣和贪官乱臣不同的人生轨迹，剖析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选择，向观众讲述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价值追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邪不压正，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中，腐败从来都是被唾弃和否定的对象。在贪与廉、清与浊上辨明大是大非，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进步发展的条件。国家的兴衰、吏治的清廉与否，不仅仅决定于高居庙堂之上的君王和各级官吏，而是需要全体国人共同的努力。中华文明的前途，取决于这个文明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几千年来，正是无数中国人的坚守和戮力牺牲，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才得以不断发展兴旺。这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就在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之中。
解说词
(字幕)：八集文化纪录片——鉴史问廉
解说词：公元1727年1月，清王朝陕西、河南等地的官员们发现，在数千公里的黄河河段上，昔日浑浊的黄河水突然变得清澈见底，这个罕见的自然现象在朝廷引起了震动。远在北京的雍正皇帝特意写文章感谢上天，并派人到河南焦作武陟县的嘉应观祭祀河神，在此立碑纪念。
几千年来，在黄河水清浊这个自然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人们对政治清明和太平盛世的向往。历史上尽管不断泛滥的黄河水一次次给人们带来灾难，但是人们仍然用海晏河清来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和期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清和浊常常成为忠与奸、正与邪、廉与贪，以及君子与小人的代名词。那么，在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中，中国人又是怎样去激浊扬清，追求公平正义的呢?
(片名)：第三集 清浊之辨
解说词：汩罗江，一条中国人不会忘记的河流。每年端午，汩罗人都会用这种隆重的方式，来纪念两千多年前的一位楚人——屈原。南北朝梁代的文学家、史学家吴钧在他的《续齐谐记》中这样写道：“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这也是目前我们找到的端午节包粽子纪念屈原这一说法的最早出处。
汩罗江和屈原，早已在历史的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两千多年前的一场战争，使这里成为屈原最后的归宿。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兵大举进攻楚国，入侵的秦军一举攻占楚国经营了几百年的都城郢，这个几百年间称霸南方的大国，从此一蹶不振。此时的屈原由于受到小人的诬陷，已被放逐江南。郢都被秦军攻破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屈原耳中，当意识到自己深爱的国家已经没有了希望的时候，这一年农历五月初五，屈原怀着绝望和悲愤的心情，来到汩罗江边，抱石投江自尽。相传屈原在流放途中，在江边偶然遇到了一位渔夫，于是他们之间有了这样一段对话。“你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来到这儿?”“整个世界都是混浊的，只有我一人清白，众人都沉醉，只有我一人清醒，因此被放逐。”“众人都沉醉，为什么不随大流而且推波助澜呢?为什么怀抱美玉一般的品质，却使自己被放逐呢?”“谁能让自己洁白的身躯蒙受外物的污染呢?宁可投入长流的大江，而葬身于江鱼的腹中，又哪能使自己高尚的品质去蒙受世俗的尘垢呢?”于是，屈原怀着这样的信念，投进汩罗江，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向一个走向腐败和灭亡的政权作出了最后的抗争。在清浊之间，屈原用生命作出了最后的选择。
尽管屈原所效忠的楚国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屈原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却被一代代中国人所铭记。他的高贵人格和道德信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一座丰碑，直到今天还在照亮着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千百年来，屈原的故事一直在拷问着后人，那就是在清浊是非之间究竟该何去何从?
与汩罗江一年一次的祭祀屈原不同，在广东新会三江镇新江村，每到傍晚，劳作了一天的人们，便喜欢拿起乐器，从村子的四面八方赶村中的赵氏祠堂，大家坐在一起，弹几首乐曲，缓解一天的疲劳。他们弹的乐曲名叫《崖山哀》，描写南宋王朝灭亡时的一段悲壮历史。曲调清幽哀怨，如泣如诉。
700多年前的南宋时期，这里还是珠江入海口零丁洋的一部分。
公元1279年，南宋的最后一支军队和元朝水师，在离这里不远的崖山海面进行了最后一场战斗。黄昏时分，宋军战败，丞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先让妻子跳海自尽，然后背上幼帝昺蹈海殉国，演绎了惊心动魄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壮一幕。接着，杨太后及随从官员、宫人纷纷投海而死。据《宋史》记载，七日后，海上浮尸十余万，山河为之变色。而南宋的历史也因此在新会画上了句号。
在南宋生死存亡的最后阶段，一位清廉而有操守的官员面对危局挺身而出，成为中国精神世界中的一座丰碑。
公元1275年，元军大举进攻南宋，在南宋王朝濒临覆亡的时刻，担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散尽家财，起兵勤王。此时南宋的覆亡已经难以挽回，明知不可而为之，文天祥成为悲剧英雄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就在文天祥起兵勤王的时候，把持朝政十多年的权臣贾似道在人们的唾骂声中被罢官流放。
公元1268年，蒙古军集中兵力进攻南宋军事重镇襄阳，时任右丞相的权臣贾似道束手无策，竟然向朝廷封锁了这个消息，以至于在襄阳被围困多年后，皇帝和大臣们对此还一无所知。在元军向南宋加紧进攻的时候，边关文书接二连三地传来，但是贾似道仍然沉湎于西湖的湖光山色和宫人娼尼美色之中，以玩乐为首，国事其次之。这位喜爱蟋蟀的南宋末代权臣，聚敛了大量的古玩字画和奇珍异宝，他还曾经专门写了《促织经》一书，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 杰：“贾似道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满朝哗然，举国震惊，当时纷纷地要求就是要杀掉贾似道，以谢天下。那么朝廷无奈只得把贾似道贬到了现在广东这一带。”
解说词：公元1275年9月，贾似道在流放途中，被押解他的官员杀死。这位在国家危难之际，以贪腐和生活奢侈而被记入正史的贪官，终于走上了穷途末路。
公元1278年12月，文天祥兵败被俘，当押送他的船只经过珠江口外的零丁洋时，元军首领张弘范逼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陆秀夫。于是，文天祥写了一首流传千古的七言律诗《过零丁洋》表明自己的心迹。“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几百年来，文天祥的舍生取义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 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么一种精神和他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大无畏、大丈夫气概，成为历朝历代中华民族仁人志士面对外敌和入侵，能够做到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所以他这种民族的精神，激励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
解说词：在历史的天空中，无数的中华优秀儿女，用自己的苦难、牺牲和奋斗，展示着坚贞不屈的道德操守和清浊分明的立身之道，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校正着是非清浊的定海神针，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提供着源源不绝的精神力量。
在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中，屈原和文天祥是君子的代表。而陷害屈原的权臣和像贾似道一样的贪官，则被视为小人。正是这些小人，使危难中的朝政更加腐败、混乱，从而加速了这个国家的灭亡。中华文化对个体道德的清浊之辨，集中体现在对君子和小人的褒扬和鞭笞上。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 杰：“那么君子和小人之分，在孔子以前，主要区分的标准是社会的地位。那么到了孔子时代，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主要就是道德标准。”
复旦大学副教授姜 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是《论语·里仁篇》的一句名言。什么叫义?义者天理之所宜。什么叫利?利者人情之所欲。”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 杰：“君子做任何事情，他都是以道德，以道义为先。而小人他在往往做事情看到的是利益。”
解说词：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岗，是诸葛亮隐居的地方。在为纪念诸葛亮而修建的武侯祠中，21块石碑形成了一道长长的走廊，它们完整镌刻下了诸葛亮的传世之作《前后出师表》。在这篇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文章中，诸葛亮用贤臣和小人这两个概念，对西汉和东汉400多年兴衰沉浮的历史规律作了一番总结。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贤臣一定是有利于这个政权健康的生存这样的人，小人一定是危害这个社会，危害这个政权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卜宪群：“诸葛亮在写《出师表》的时候，是要告诫刘禅在用人的问题上是关系到王朝的兴亡这样一件大事。”
解说词：“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作为东汉末年乱世和衰亡的亲历者，诸葛亮这句铿锵有力的话，几千年来一直没有被人们忘记。
西汉初期，经历过秦末农民战争的国家，满目疮痍。汉高祖刘邦乘座马车出行的时候，都找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来拉车，而他手下的大臣和将军，只能坐牛车。面对这个国家一片残破的景象，开国皇帝刘邦和他后面的几位继承者，任用萧何、曹参、周勃等贤明的大臣治理国家，他们吸取了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尽快恢复生产。西汉立国之后，很快就出现了群贤毕至，政治清廉的崭新气象。刘邦之后的汉文帝刘恒，在位期间以勤俭从政而被后人传颂。据《史记·孝文纪》记载，有一次汉文帝准备修建一座露台，然而在动工之前，汉文帝却决定停止这一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卜宪群：“因为在古人的思想当中，认为天上露水有长生不老的这样一个作用，汉文帝当然他是一个皇帝，他有这些想法也很正常。但是后来他找人算了一个账，说建这个露台需要百金。需要百金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在西汉大概相当于中产以上十家人家的财产。那么汉文帝一听，太贵了，那就算了吧，我就放弃了。”
解说词：诸葛亮曾经说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西汉建立之初，皇帝崇尚节俭，宁静澹泊，选贤用能，践君子之行，整个国家政治清明。经过60多年休养生息，天下承平既久，百姓安居乐业，人们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西汉王朝就这样造就了中华民族第一个盛世辉煌，中华文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西汉王朝之后的东汉，也延续了西汉的辉煌。然而到了东汉后期，整个国家却走上了衰亡的不归之路。那么历史上的东汉最终是如何败亡的呢?
公元185年2月的一天，东汉王朝首都洛阳的皇宫突然发生火灾，大火过后，皇宫成为一片废墟。此时，帝国境内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刚刚被镇压下去，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和早已崩溃的财政预算，汉灵帝怎样才能筹集到巨额资金重修宫殿呢?这时，皇帝最为宠信的几个宦官提出了一个建议，全国田赋每亩增加10钱，除此之外，各级官员在升官上任之前，也要先向朝廷交一笔钱，用来修建宫殿。汉灵帝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帝国官员在上任之前，一律要向皇帝先交一笔钱。当时，钜鹿太守司马直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命，根据皇帝的命令，司马直上任前要向朝廷交一笔钱，这位因为清廉而享有声誉的官员，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后汉书》记载，司马直接到任命诏书以后，不愿意靠剥削百姓去缴纳买官钱，但又不能不去上任，于是在赴任途中，司马直服毒自杀。《后汉书》说，当时有很多人选择了自杀，汉灵帝也暂时停止了修宫捐的征收。不过此时的东汉朝廷，在宦官和外戚交替掌权的恶性循环中，已经过了将近100年，清官廉吏和有操守的人不断被淘汰出局，到司马直自杀的时候，东汉已经进入死亡的倒计时。
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在外戚和宦官的最后一次争斗中，中央政府的统治瓦解，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的大动乱时代。在改朝换代的残酷战争中，无数的百姓在战乱中死去，十室九空，成为这个时期中国人命运的真实写照，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甚至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经过了4个多世纪，这种分裂和战乱才宣告终结，那些开创盛世的明君贤臣，长久地受到了人们的赞誉，成为后世政治家们效仿的楷模，而那些导致国家衰亡，揭开乱世序幕的亡国之君和贪官污吏，则被后世的史官记入史书，接受历史的审判。
公元1329年，一场大旱降临陕西关中平原。灾情传来，元文宗下诏任命隐居多年的张养浩出任陕西行台中丞，负责赈济灾民。张养浩隐居8年间，朝廷六下诏书封官。然而，这位以清廉正直闻名的官员均不为所动，而这次，已年近六旬的张养浩接到诏书后，旋即散其家之所有，星夜奔赴陕西。
元史研究会会长、南开大学教授李治安：“张养浩这个人是元朝中期比较有名的一个，也是比较廉洁刚直的一个北方的士大夫。”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杨建祥：“他19岁开始做官，他做过县尹，做过监察御史，也做过礼部尚书等职。”
复旦大学副教授姜 鹏：“他59岁那年，陕西发生大旱灾，这个时候张养浩觉得，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是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生命。”
解说词：张养浩到陕西就任之后，目睹了饿殍遍地、饥民人相食的悲惨景象。于是他竭尽全力去赈灾济民，最终积劳成疾，死于任上。据《元史》记载，张养浩去世之后，关中的老百姓异常悲哀，就像失去了父母一样。在清浊之间，张养浩恪守着为官做人的本分。在清廉与贪腐之间，张养浩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在那个腐败成风的时代，张养浩成为难得一见的清官楷模载入史册，被后人长久地铭记，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为官者在清浊之间，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一生清廉为官的张养浩，还为人们留下了一部著作《为政忠告》，告诫后世的官员们要为政以廉，勤政爱民。在张养浩看来，一个朝代惟有吏治清廉，官员体恤百姓，忠于职守，老百姓才能有好日子过。《为政忠告》后来被多次印刷，成为为官者为政修德的教材。
复旦大学副教授姜 鹏：“《为政忠告》它分三个部分，所以也叫《三事忠告》。《为政忠告》它第一个部分叫《牧民忠告》，就说你做地方官，你应该注意什么?还有一个叫《风宪忠告》，你在这个位置上面，你的这个位置，赋予你的职责是什么?你就应该勇于地要去承担。还有一个就是《庙堂忠告》，就是在庙堂上面，你直接面对皇帝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宋代的时候，范仲淹讲过一个名句，就是你当官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就是你私罪，你品德上的事情，为了自己去贪污一下，挪用公款，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能做，私罪不能有。但是公罪不可无，什么叫公罪不可无呀?就是你要有担当，你要敢得罪人。这是《为政忠告》。”
解说词：一生为官清廉、正直的张养浩，始终言行一致，在《为政忠告》中，张养浩从自己的仕途经历出发，告诫官员们要勤政爱民，廉洁公正。张养浩认为，对官员来说，自律、修身是第一等重要的大事。张养浩说：“忠以事上，正以处事，廉以律身，勤以率百僚。”这是最好的为政之道。
位于河北保定的直隶总督署，是中国现存的唯一一座最完整的清代省级衙署，每天这里都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前来参观。在衙署二堂前挂着的这块匾，给许多前来参观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块匾上的文字，就是第十四任直隶总督孙嘉淦写的《居官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他告诫为官者要做到对国君忠诚而不自我炫耀;对同僚尊重而不骄傲自大;不争权夺势;不追逐功名;办事兴利除弊;说话简明扼要;不结党营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保持清政廉明。短短的42个字，孙嘉淦却概括了为官做人的基本原则。孙嘉淦家境贫寒，一生正直清廉，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直受到皇帝的赏识与重用，在宦海的风风雨雨中，孙嘉淦始终保持着敢言直谏的优秀品质，成为当时受人敬慕的一位官员。
几千年来，在历史的长河中，屈原、文天祥、张养浩、孙嘉淦的故事，一直被人们广为传颂，他们用自己的人生沉浮，告诉人们什么是清?什么是浊?在清与浊、正与邪之间，到底该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千百年来，这个问题不仅拷问着居于庙堂之上的官员，也摆在了无数市井百姓们的面前。
在江苏省苏州市繁华的闹市区，有这样一方幽静的空间，这里埋葬着五位为正义而慷慨赴死的普通百姓，它记录了300多年前数万苏州市民一次震动全国的抗争，他们的对手是以太监魏忠贤为首的明朝最黑暗、贪腐和残暴的阉党集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明朝天启年间，朝政由宦官魏忠贤掌握。魏忠贤不遵法纪，在地方上袒护了许多黑恶势力。周顺昌在苏州担任知府，这时候和这些黑恶势力过不去，这些地方的黑恶势力就弹劾周顺昌，皇帝偏听偏信，就派人到苏州去捉拿周顺昌。周顺昌是一方的清官，他是为了百姓而得罪了这些黑暗势力，所以当锦衣卫的缇骑前往苏州去捉周顺昌的时候，激起了当地市民的激烈反抗。为首者是谁呢?颜佩韦。当时闹事的很多，朝廷要平息这个事端，怎么办?颜佩韦等五人，说我们挑的头，我们主动承担责任。”
解说词：事后，参与这场抗议运动的苏州市民颜佩韦等五人被官府处死。于是，当地人将他们合葬在苏州虎丘的旁边，这就是一直保存到今天的“五人之墓”。明代文学家张溥特意为他们写了一篇悼念文章《五人墓碑记》。张溥《五人墓碑记》中说，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要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篇文章告诉人们，生死的意义很重大，即使是一个普通百姓，对国家也有重要的作用。苏州城里这方饱经沧桑的墓地，就这样成为中国人与腐败和邪恶抗争的见证。五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也因此受到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敬仰。
正义可以迟到，却不会缺席。不到一年，魏忠贤的阉党集团就被新即位的崇祯皇帝一举清除，走投无路的魏忠贤在流放途中上吊身亡。随着魏忠贤阉党集团的覆灭，冤死的苏州市民和那些遭到陷害的正直官员也全部得到平反。
公元1695年，一代大儒顾炎武的遗著《日知录》在福州刊印成书。在这部书里，顾炎武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来梁启超将它概括为一个让中国人热血沸腾的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说，国家的兴衰，吏治的清廉与否，不仅仅决定于高居庙堂之上的君王和各级官吏，而是需要全体国人共同的努力。中华文明的前途取决于这个文明共同体的所有成员。
几千年来，正是无数中国人的奋斗牺牲，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才得以不断发展兴旺。也许，这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就在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