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的警钟——边疆危机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日本和德国的崛起，扩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队伍。日本经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德国于1870—1871年的对法战争获胜，国内也实现了统一。日、德两国很快就扮演着与英、法、俄、美并驾齐驱的资本主义强国的角色。在此期间，资本主义列强为了扩大市场、倾销商品和争夺原料产地，加紧对外侵略扩张，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夺取殖民地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愈演愈烈，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远东地区是资本主义列强角逐的焦点。中国及其邻国是西方列强攫取的主要对象。西方列强在缮续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周边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它们在把中国周围的邻国逐个攫取为殖民地或保护国之后，便明目张胆地向中国边疆地区大举进犯。日、美出兵侵略台湾，俄、英争夺新疆，英国窥视云南、西藏，造成了中国边疆地区的新危机，使中国的边疆烽火连天，危机四伏。
这次边疆危机，首先燃起报警烽火的是东南海疆，来犯者则是东邻日本。随着日本向外侵略扩张野心的表面化，中国东南海疆的危机也日渐逼近，首当其冲的是我国的宝岛台湾。而要实现侵占台湾，又必须吞并琉球。1872年9月，日本便迫使早与中国有“宗藩”关系的琉球国王接受“藩王”的封号。
自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英、美等国的侵略分子都曾妄图侵占台湾。1847年和1849年，美国海军曾两次派舰艇驶往台湾，勘察矿藏。1867年，美国政府借口它的失事船只“罗佛”号的7名水手在台湾遇害，公然派出海军上将培尔率领的军舰两艘、陆战队181人，在台湾岛南部琅硚(今恒春)登陆，向当地的高山族人民进攻;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又以与高山族领袖谈判为名，亲赴台湾进行刺探情报，他先后对台湾岛的海岸、港口以及岛内政治、经济情况等搜集了大量资料。由于遭到台湾人民的有力抗击，美舰才不得不中止对台湾的侵略，李仙得也离开了台湾。
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成了侵略台湾的最危险的敌人。它当时有强烈的向外侵略扩张的要求，目标是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日本在强迫琉球国王接受其“藩王”封号后，便于1873年3月利用1871年琉球船民几十人因船失事漂流到台湾琅硚地方遇难一事，派外务卿副岛种臣到北京，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交涉。1874年初，日本决定向台湾进兵。4月，日本设立“台湾藩地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局长，在长崎设立侵台的军事基地;又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藩地事务都督”，负责指挥侵台军事。1875年，日本出动陆、海军3000余人，在西乡从道率领下，悍然进攻台湾。5月，日军在琅硚登陆。日本的这一军事行动，是得到美国支持的。1872年，美国驻日公使德隆就曾怂恿日本侵略台湾，并推荐曾担任过美国驻厦门领事，1867年美国侵犯台湾时参与其事的李仙得充当日本外务省顾问，成为日本侵台的有力谋士。美国支持日本侵台，目的是企图从中渔利。日本侵略军于1875年5月在琅硚登陆后，遭到当地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抗击，并先后打死打伤日军五六百人，迫使日军退踞龟山。
清政府得知日军侵台的消息后，一面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一面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要他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察看，又命福建布政使潘霨帮同办理。在高山族人民的坚决抗击下，侵台日军伤亡不断增多，日军已经吃不消了。现在清军增援部队又开到台湾，日本要以武力霸占台湾更难以得逞。于是，日本便进行外交讹诈。日本政府在发动侵台战争后不久，便派柳原前光为驻华公使，随后又任命大久保利通为特使，来华交涉。英、美驻华公使也乘机出面“调停”，一起压迫中国。清政府主持外交事务的李鸿章也力主与日本议和。10月，清政府由奕、李鸿章等为代表，与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在北京举行谈判。10月31日，中日订立《台事专约》(又称《北京专约》)3款，规定中国给日本“抚恤”、“偿银”50万两，作为日本从台湾撤军的条件;专约还承认台湾高山族人民“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军侵台是“保民义举”。后来，日本以此为依据，硬说中国已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乃于1879年正式吞并琉球，废除其国王，将琉球改为冲绳县。
正当日本在中国东南沿海点燃侵略台湾的战火时，英国又在中国的西南边疆挑起了衅端。1876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口“马嘉理事件”对清政府大肆讹诈。马嘉理事件发生于1875年初的云南边境上，它有多年的历史背景，而根源在于英、法都想从边境外抢先侵入中国云南。1868年，英国第一次派出所谓“探险队”从缅甸的八莫出发，闯入中国边境，妄图从腾越(今腾冲)进入大理，由于遭到控制这一地区的杜文秀回民起义军的阻挡，未能达到目的。法国不甘落后，1866年组成探测队，从越南的西贡出发，探测从湄公河(澜沧江下游)通往中国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该河上游不能通航，于是把注意力移到北越，想从这里取得进入云南的通路。
1874年，英国又成立一支由193人组成的武装“探路队”，由上校军官柏郎率领，从缅甸的曼德勒出发，北上探测滇缅陆路交通。英国驻华使馆向清政府谎称这是少数人的“探路队”，是来华“游历”的，还特地选派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翻译官马嘉理前往云南接应。1875年2月，马嘉理带柏郎的武装“探路队”擅自越境，闯入云南的蛮允附近。2月21日，马嘉理被当地人民盘问，他态度蛮横，并开枪行凶，愤怒的群众把他打死。柏郎被迫退回缅甸。
马嘉理事件的是非曲直，明明白白，它是英国蓄谋侵犯中国边境引起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却向清政府提出以断绝外交关系，增派军舰来华相威胁。1876年2月，英国派出4艘军舰，由印度来华，为威妥玛的外交讹诈助威。在英国的多方威胁下，9月23日李鸿章与威妥玛在烟台订立了中英《烟台条约》16款，规定中国赔偿白银20万两，派专使赴英赔礼道歉。另外，还议定了英国人入藏“探路”专条，规定英国可派“探路队”从北京出发，经甘肃、青海，或者由四川进入西藏，转赴印度;也可派员由印度进入西藏。英国侵略者通过中英《烟台条约》和“另议专条”，除攫取更大的通商、领事裁判权外，着重注视着中国的西南边疆，尤其是对西藏更是虎视耽耽。
在西北边疆，野心勃勃的沙俄把魔爪伸入中国新疆。1864年10月，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部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此后，沙俄妄图鲸吞整个新疆，进而南下与英国争霸南亚地区。
1864年，新疆回民在陕甘回民反清斗争的影响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举事。这些武装暴动一开始就被反动封建主窃取了领导权，他们实行封建割据，有的甚至进行通敌叛国的罪恶活动。喀什噶尔的封建主金相印为了攻下汉城，竟向浩罕汗国乞师。浩罕的统治者派部将阿古柏于1865年乘机自中亚进入南疆，1867年阿古柏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意即七城国)，自立为汗。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南疆全部和北疆的一部分。阿古柏虽力图同时勾结英国和沙皇俄国。但俄国为了防止阿古柏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并乘机侵略中国，竟借口“安定边境秩序”，于1871年7月悍然出兵强占中国新疆的伊犁地区，美其名曰代为收复，实际上却设官分治，占地垦植，对当地中国居民征收重税，把伊犁地区置于阿拉木图的沙俄行政长官管辖之下。
英国见沙俄侵入新疆，也不甘落后，梦想以印度为基地，侵占西藏，插足新疆，以排挤沙俄侵略势力。1874年，英国同阿古柏签订正式条约，承认阿古柏政权，并以提供枪支弹药为条件，取得了在阿古柏统治区通商、驻使、设领事馆等特权。所以，中国西北边疆的危机，归根结蒂是英、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活动及其相互矛盾所造成的。
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加紧侵略扩张，对中国的边境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中国的边疆地区普遍受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压力，危机几乎同时出现，标志着中国边疆普遍危机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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