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走向屈辱的渊薮——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又称“北京政变”，是在1861年由慈禧和恭亲王奕所发动的取权之变。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京城震动。咸丰皇帝急忙带着他的皇后钮祜禄氏(后来的慈安太后)和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后来的慈禧太后)以及一班亲信，逃亡到热河去，由恭亲王奕欣留下来向侵略者求和。奕欣费尽周折，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因此得到侵略者的欢心。当时清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奕欣手里，而是掌握在跟随咸丰逃往热河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一班人手里，这些人将奕欣视为自己的政敌，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随驾到热河。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8月，咸丰在签订《北京条约》后不久就病死了，他唯一的儿子6岁的载淳即位。年号定为“祺祥”。遗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驸马景寿，还有原来的五个军机大臣中的四个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年幼的载淳。咸丰临终前，又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和懿贵妃，并颁诏说，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印有这两枚御印才能有效。载淳继位后，尊先帝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太后，尊自己的生母懿贵妃为慈禧太后。载淳的母亲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是个阴险、贪权、又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刚刚坐上圣母皇太后的宝座，就迫不及待地揽权。慈禧先让人建议，因为皇帝年幼，无法处理朝政，所以要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是要掌握实权。她明目张胆的要权行为自然而然遭到了辅政八大臣的坚决抵制，载垣等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理由加以反对。虽然两宫太后掌握着咸丰所赐的两枚印章，在政治上与八大臣势均力敌，但由于当时的热河行宫全部都是辅政八大臣的势力，慈禧费尽心思也未能得逞，只好虚与委蛇，暂时向八大臣妥协，但她始终也没放弃垂帘听政的想法。正好慈安太后对肃顺等人的所做所为也是极不赞成，慈禧于是串通了慈安，并且使用苦肉计，将自己的心腹发回北京，与恭亲王奕欣串通。
奕欣是咸丰的亲弟弟，为人机智、练达，很有才干，相比之下，身为皇帝的咸丰却显得平庸无能，这就招来了咸丰帝的猜忌，因此，咸丰在政治上疏远奕欣，重用肃顺等人。奕欣虽贵为亲王，但却没有什么实权，处处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咸丰逃亡热河，命令奕欣留在北京与侵略者议和，一同留下的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文祥因为与奕欣关系较好，也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不准他随同前往热河。后来的八个辅政大臣中，有四个是军机大臣，只有文祥除外。所以，奕欣和文祥对肃顺等人恨之入骨，不除不快。正是基于这些，在接到两宫太后的求援信号后，奕欣和文祥决定要帮助两宫太后除掉辅政八大臣。
10月，奕欣经多次申请，才得以以“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在大行皇帝的灵前一番哭祭之后，他谒见了两宫太后，和两宫太后密谋了许久，最后决议在北京发动政变。奕欣回到北京后，笼络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发动政变的一切准备。
在从承德回北京时，慈禧以皇帝年幼，不能全程护送先帝梓宫为由，随灵柩走了一天，就决定和载垣、端华等7大臣由小路提前回北京。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
11月1日刚到北京，慈禧就迫不及待的接见了恭亲王奕欣，军机大臣文祥等。第二天一早，奕欣手捧盖有玉玺和先帝两枚印章的圣旨，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又命令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撤职查办，严加看管。并派醇郡王奕譞在京郊密云逮捕了护送梓宫回京的肃顺。不久(8日)，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八大臣的第一个重要罪状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也等于向侵略者表示，她是“尽心和议”的卖国贼。接着(11日)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改明年(1862年)为同治元年，东、西二太后垂帘听政。加封恭亲王奕欣为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领班。奕譞、文祥、胜保等人也得以加官晋爵。虽未“同治”是指由两宫太后共同治理朝政，慈禧之号也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而发生此事的地点又在北京，故又称“北京政变”。
辛酉政变的取胜原因主要有四点。
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炘，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愤怒，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极大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炘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炘，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炘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两宫太后与奕炘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炘，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利用自农历7月17日咸丰皇帝逝世，到咸丰皇帝灵柩运到皇宫，其间有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原定农历9月23日起灵驾，29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9月3 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四天。而两宫太后于29日到京，30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三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打了一个时间差与空间差。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炘，清楚地意识到并预感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皇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这个故事，《汉书·外戚传上》记载：汉武帝宠幸钩弋夫人赵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赵婕妤遭汉武帝谴责而死。汉武帝临终前，立赵婕妤子为皇太子，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少主，是为汉昭帝。但是，咸丰皇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被两宫太后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权力平衡结构。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炘的聪明才智。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炘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既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奕炘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奕炘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有满族两人、汉族两人。在清朝同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的军机结构局面。
“辛酉政变”就满洲贵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贵族同帝胤贵族的矛盾与拼杀。两宫皇太后特别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贵族，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
从此，慈禧作为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产物和他们的代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了47年的罪恶统治。她上台的第一桩罪行，就是“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共同血腥镇压了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中国历史上许多不平等条约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都是在她统治时期与外国签订的。她的篡政和统治，使近代中国蒙受了无穷无尽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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