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1年，唐武宗会昌元年，六月庆阳节，刚做上皇帝不久的唐武宗李炎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只赐给道士紫衣，并下令僧人不得穿着。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发出了：新皇上并不喜欢佛法，很快，在武宗为帝的短短六年时间里，一个接一个的对僧人们发难的敕令由皇帝签署、发布。灾难一个接一个的降临到佛教徒的头上：会昌二年(公元842)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会昌三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仅因为谣传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三百余人。会昌四年，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会昌五年，唐武宗又对灭佛的成果进行了巩固，勒令全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从5人-30人不等。其它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此次灭佛的成果是，为唐王室收缴了良田数千万顷，强迫还俗的僧尼26万人，拆寺4600所，可谓“战绩辉煌”，但对僧尼们来说无异于一场少有的浩劫。
在各种对于会昌灭佛原因的分析中，矛头纷纷指向了皇帝身边的几个道士。佛道冲突被视为永昌灭佛的主要原因之一。
道教在唐朝的地方达到了无比尊崇的地步，原因是李唐王朝把老子李耳视为自己的祖先，而老子又是道教三清之一。道教与皇权的结合是自然不过的事情，有唐一代，道风盛行，从皇室成员、王公大臣乃至平民百姓都和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宗教意义上的道教始于张道陵首创“五斗米”道，这是天师道的前身，以龙虎山为基地，天师道逐渐奠定了道教正宗的地位。因其尊崇老子为道教始祖，因此，天师道最受到皇室的青睐，历代天师都享尽尊荣。同样受到重视的还有道教的另一个派别茅山道教又称道教上清派，有唐一代茅山人才辈出，王远知、潘师正、白云道士司马承桢、李含光、吴钧等都和受到皇家的封赏。
唐朝大部分时期是佛道并重的，两派宗教势力为了赢得官方的支持，明争暗斗由来已久。到唐朝中期，双方势力争执不下。道教虽然在皇帝面前多次占了上风，让佛教势力吃了几个小亏，但是在民间信徒和拥有的资产来看，佛教明显是处于优势地位。
唐武宗笃信道教，早在藩王时代就和道士赵归真交好。赵归真(?～846)为唐代道士。曾在敬宗朝(825～826)充两街道门都教授博士，出入宫掖，人呼赵炼师。向敬宗“说以神仙之术，宜访求异人以师其道。”①武宗好道术修摄之事，对赵归真更为宠信。据《旧唐书·武宗本纪》载：开成五年(840)九月，武宗初即位，便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修金箓道场，武宗到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箓”。
从旧唐书的描述来看，这个赵归真的修炼法门当属道教天师道的流派，而且是以修炼外丹见长。外丹是早期道教中的重要内容，它由方士求丹之术而来，专讲丹汞之学，张道陵就曾经在龙虎山炼丹。但是，让人奇怪的是，显然这位赵归真并非龙虎山的嫡系弟子。因为他随后就举荐了罗浮道士邓元起、衡山道士刘玄靖。对于邓元起，史书描写并不详细，只写了他精于长生之术，刘玄靖也语焉不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因为宣称能够使皇帝长生而迎合了皇帝的需要，此时是会昌五年的春天。这三名道士受到了皇帝的高度重视，为他们封官，目的就是要让他们能够炼出真正的仙丹。让人疑惑的是，这三名显然直接来自民间的道士，在道教系统中地位并不高。作为全国道教的领袖，龙虎山和茅山对于这样的事情反应如何?并不能查到相关的记录。可是，当时道教的整体运做模式已经在向佛教靠拢，建设专门的道观，专业的道士群体，并且有属于道观的田地等资产。他们主要的获得社会支持的来源是举办道教的仪式，唐玄宗就对于这种道教的宗教仪式有着狂热的兴趣。这三名受皇帝重用的道士并非属于这个系统之内。
但是，正是这三名非主流的道士引发了一场针对佛教的行动，这其间的微妙实在让人很难理清。我们甚至无法根据当时的史料推测，天师道和上清派对于这样的一场灭佛行动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持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不过，可以看到的是赵归真的好事并没有持续太久，会昌六年，皇帝服用了他炼制的丹药身亡，赵归真等人也被处死，一场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到此结束。获得利益的显然是道教各派和世俗的皇家势力，也留下了非常多让人无法推测结果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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